斯诺(12)_虚阁网

一二

　　该文记述了旅途所见，评述荷、英帝国主义的衰败及在东方影响的下降；而日本却在亚洲崛起，并渗透远东各国。斯诺收到《邮报》主编的长达六页的信比收到一张支票还兴奋。洛里默亲自审阅了斯诺的文章，并欣赏斯诺的才能，要求斯诺继续为《邮报》撰稿。斯诺发出文章几个月了，没有反响而早把它忘了，没想到《邮报》采用了，而且稿酬那样丰厚，还可以与《邮报》建立合作关系。这里有海伦的一份功劳。

　　当时斯诺准备将文章寄往《纽约先驱论坛报》，海伦劝他不要总往固定的报社投稿，试一试投向保守的《邮报》，结果成功了。《邮报》此时也想扩大自己的影响，也想有来自海外的报道，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此后，斯诺定期向《邮报》写报道文章，在40年代还成为该报的副主编。正是《邮报》的优惠条件，支付斯诺去想去的地方的所有旅差费，斯诺跑遍了世界各地。斯诺在为《邮报》工作期间，累计得到的费用大约有25万美元。

　　斯诺虽然失去了新闻统一协会的工作，但在跑马场赢来的钱加上《邮报》的稿费，足以维持夫妇俩一年的生活费用。加上斯诺又为《伦敦每日先驱报》、《纽约太阳报》等多家刊物撰稿，经济上就不用犯愁了。

　　不久，斯诺搬家了，在北京西郊，靠近燕京大学的海淀区军机处八号租了一栋别墅。房东是一位燕京大学毕业、信仰基督教的中国银行家。房子大得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房子呈“U”字形，半中半西式建筑，还带有一个一英亩的花园和一个小型游泳池；站在房子里的窗口边可以观看颐和园和西山的美丽景色。因为斯诺与房主相识，房租的价格也低得出乎他们的意料，每月只需40美元。在这附近是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园，居住的多是些中国学生、教授和外籍学生、教师。这些人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学术氛围，加上环境优美、静谧，是一个学习、读书、研究、写作的好去处。中国人优美的北京话，也是斯诺学中文的理想语言环境。斯诺夫妇自得其乐，过着悠闲的生活。

　　1934年春，斯诺被聘为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燕京大学校刊》报道：2月9日，燕大教职员交际委员会在临湖轩设茗招待新闻系和社会系新到教员。其中有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雪·思诺”。斯诺对这个汉译名不满意，自己给换上一名字“施乐”，取意“好施乐善”。并特意到前门大街“亿昌图章店”刻上一枚隶书方章　。在中国时他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燕京大学新闻系教员中有一半是英、德、美各国的通讯社驻华记者兼任的。斯诺讲授的是选修课“新闻特写”和“旅游通讯”。他给学生的印象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个谦虚好学的有学问的教师；他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好沉思，具有学者的稳重态度。萧乾、张文定等回忆道：

　　“他第一天上课，讲话就很别致。他说他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说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上课仿佛不是在讲学，而是在和学生谈心。他喜欢询问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善于运用启发式教育。”学生们在斯诺身上看不到“教气”，而是和蔼可亲。因而斯诺很快成为学生们的益友。像黄敬、龚澎、黄华、姚依林、龚普生、陈伯翰等成为斯诺家的常客。斯诺利用自己是美国人的特殊条件，收藏了许多被国民党政府规定的禁书。斯诺发现在中国“1928年以后，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都遭到官方查禁。许多学生甚至因为藏有《战争与和平》等书而被捕。

　　禁书扩大到德莱塞、肖伯纳、考德威尔等一长串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斯诺拥有的政府禁书中，有苏联小说，有反映中国红军的小册子，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这为进步的中国青年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学生们争相阅读，其中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就是受青睐的作品之一。斯诺与他们一起交谈，他经常向学生们披露那些被国民党封锁了的国内外消息；与学生们共同关心中华民族危亡、国家存毁的问题。斯诺的家被学生们称作是一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斯诺感觉到“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一股激进主义浪潮乃在那里翻滚”。

　　这位美国新闻学教师有机会接触中国的爱国进步青年，而这些青年则把斯诺作为良师益友。他在教学上循循善诱，特别注重新闻原则与方法的教学。他告诫学生无论是写报告文学还是新闻特写，都要求真求实，不受成见或偏见的干扰；在掌握事实以前不可先有定论；调查研究是基本功，不可道听途说，必须实地采访；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勇于提出有事实依据的看法。归结起来，就是坚持做到：保持冷静的头脑，不畏强权，不抱偏见，一心求真。在课外写作实践中，他还给学生以具体指导。斯诺自己是这样教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任教期间，斯诺既当教师又当学生。他直接接触学生，考察了中国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尤其为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热情所感染。他们不满社会现状，艰难抗争、挑战的勇气，使斯诺看到中国的希望并为之欣慰。他说：“使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人，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他们是如何生活？”斯诺坚持学习中文，就是为了能够彻底了解中国，能够直接阅读文字，直接与中国人交流思想。

　　斯诺在游历、采访中遇到的难以理解的问题，面对活生生的现实，他要从理性方面去寻找合理的解释，和正确的答案。他像一块干海绵投入燕京大学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去吸收知识海洋中的信息。他广泛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书籍，搜寻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尽管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是极其零碎、不准确的，但他要探寻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

　　在斯诺潜心探索时，在燕京大学内有一部分师生认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能够救中国。有的教授甚至公开夸耀墨索里尼的青年运动，赞扬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法西斯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能不能救中国，蒋介石政府会将中国引向法西斯主义吗？斯诺又仔细地研读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著作，搜集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资料，并与师生们展开讨论，还作了反法西斯的演讲。海伦帮助斯诺散发了许多反法西斯的资料。她说：“我们痛恨纳粹的一切，我和斯诺认为，北京应成立一个反法西斯的组织。”

　　后来，斯诺说道：“正是法西斯分子的疯狂叫嚣，使我成为一个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之间，我的同情是在共产主义一边的，我的同情共产主义，与其说是爱她的朋友，不如说是憎恶她的敌人。”针对国民党政府封锁新闻、钳制思想、迫害青年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的行为，斯诺写了《中国的新闻检查》一文，指出：“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与复孔，只是为着把中国人民的思想纳入南京统治者规定的轨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日本人写的书和赞扬法西斯主义的书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禁止阅读甚至烧毁大批进步书籍。法西斯独裁专制对中国人民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能激起知识界的反抗。我坚信：人有权获得均等机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从社会的最大意义上讲，个人自由不一定与民主政治形式发生矛盾。正因为斯诺有这种思想倾向，他直接参与和支持了青年学生抗日反蒋的“一二·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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