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10)_虚阁网

一〇

　　鲁迅先生对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朋友提供了很多帮助，既赢得了尊敬更获得了友谊。斯诺则深受鲁迅的影响。鲁迅先生对斯诺说：“要思索，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去走一走，先拜访那些将军，再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实际存在的事物。要为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工作。但是要永远思考和研究。”后来，斯诺按照鲁迅先生的教导，潜心研究中国社会，过了两三年的“学术加新闻”的生活，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从而真正认识中国及其人民，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要求。随着认识的加深，斯诺越发为中国所吸引。

　　斯诺在编译《活的中国》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鲁迅的热情关心和指导。在上海时，他们多次见面交谈，就翻译中的问题请教鲁迅先生，了解鲁迅写作的背景材料，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如在翻译《阿Q正传》时，斯诺问道：“既然国民党已进行第二次革命了，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正管理着国家哩。”又问：“你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答曰：“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的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类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来说，只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后来斯诺移居北京，但仍与鲁迅保持书信往来，通过频繁的书信就教于鲁迅。在信中不仅交流翻译中的问题，而且对社会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多处记载着他们交往的情节，他评价斯诺是几个外国人中“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在编译《活的中国》的过程中，斯诺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中国新的社会文化运动充满着生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丝毫无损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在逮捕、拷打、监禁以至死亡的威胁下，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恐吓、威胁，鲁迅依然揭露和抨击社会的罪恶，新文艺运动在刀丛剑树中发展。“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旧的文化。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的信仰遭到摒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到处都沸腾着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由此，斯诺预言：“它将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

　　斯诺从鲁迅的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以致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特拉斯莱·约翰逊赞扬《活的中国》一书，并提到南京方面对斯诺的一些文章不满时，斯诺的回答是：“由于我曾努力试图理解我看到的周围发生的许多难以理解的事，而且曾同《活的中国》一书所收的一些作品的作者相识，窥视到他们生活中的悲剧和勇气”，“在编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事——在某些方面可能知道得太多了，以致当局不再对我客气了。”他告诉大使先生，“在某些方面，不能再认为我是温和的。如果你追究得很深，不能不受作品内容的影响而产生共鸣。”

　　斯诺对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探寻，开始触摸到时代的脉搏，日益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文化思想革命的内容与前景，预感到中国社会将发生的潮流趋势。

　　正是在宋庆龄、鲁迅及其他左翼作家的影响下，斯诺开始关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从此斯诺又在他们的引导下接触共产党人，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真正为中国所吸引。使斯诺感到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在《活的中国》出版前夕，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了，一颗伟大而倔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斯诺特约姚克一起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追悼会，姚克代表他俩写了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3.在激流之中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西方社会动荡不安，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浪潮席卷欧美日各国。为摆脱危机，转移国内人民视线，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政争迭起，殖民扩张和重新瓜分殖民地成为西方各国转嫁经济危机的直接方式。日本趁英美等国忙于解决内部事物之际入侵中国，它吞并东北，炮轰上海，裹挟热河，蚕食华北。德国希特勒上台，法西斯阴云密布欧洲上空。中国内战不已，军阀纷争，民不聊生，匪盗猖獗。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思想界、舆论界、政治家都在思考着。为寻找出路，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两种思潮和运动，即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运动，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与之对应的是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共产主义浪潮。斯诺生逢其时，处于世界动荡的浪潮之中，身为记者，又处在浪峰之上。这个深受美国人民早期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统一、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富有正义感的美国青年，将自己置身于灾难重重的中国人民之中，悲伤其悲伤，快乐其快乐。

　　此时的斯诺在个人生活中有悲也有喜。游历印度、缅甸，患了严重的疟疾和痢疾，回到中国时尚未痊愈，身体虚弱。旅途中被骡子踢了一脚，膝盖肿痛，行走像瘸子。尤其是祸不单行，惊闻母亲辞世使斯诺悲痛至极，他悔恨不已，漂泊在外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孤身一人闯荡异国他乡，不免感伤，情绪低落，心绪惆怅，雪上加霜，斯诺在精神上承受着重负。身心不愉快时，又遇上中国长江洪水成灾的惨景，真是“秋风秋雨愁煞人”，斯诺非常懊丧。所有这些，给这个寻找“东方魅力”的年轻人泼上了一盆冷水。

　　所幸的是，在斯诺处于苦闷之中的时候，“丘比特”并未遗忘这个漂泊的游子。1931年10月，一艘美国远洋轮“林肯”号送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海伦·福斯特。她身材修长，有一双闪烁的蓝眼睛，楚楚动人。她比斯诺小两岁（1907年9月21日生），海伦出生于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美国一所大学的自然科学系主任，也是一名律师。海伦精力旺盛，好学善问，人们习惯称她为“佩格”。她与斯诺一样，喜爱文学，在少年时就有当作家的梦想。海伦是作为美国派来驻沪领事馆的女秘书而到中国的。一到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就把斯诺介绍给她。他们在上海一家名叫沙利文的咖啡馆相见，由此，斯诺一见钟情。

　　第一次见面，海伦就给斯诺一个惊喜。她把斯诺从亚洲发回到美国的报道文章剪贴收藏，并带到中国来了。一见面，她就把它拿给斯诺看。这使斯诺感到莫大的安慰，对精神不振的斯诺来说犹如久旱遇甘霖，滋润了心田。见到海伦，斯诺感到她就是“他所熟悉的那种好像就住在隔壁的女孩子”，这是斯诺离开堪萨斯城后第一次见到的这种女孩子。斯诺对海伦的第一句话是“你叫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海伦从故乡来，使斯诺有他乡遇知己的兴奋之情，消除了孤独寂寞和思乡之情。两人交往日益增多，经常一起漫步上海外滩，情意交融。但海伦不想过早结婚，她立志要在25岁前周游世界，并出版一本书，而且只准备在中国呆一年时间。然而，她也与斯诺一样，计划自然被打破了，她留下来了，并与斯诺结婚了，真叫“千里姻缘一线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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