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5)_虚阁网

五

　　4.中国铁路沿线巡礼

　　1929年4月，鲍威尔给了斯诺一个新任务——沿中国铁路线作旅行报道。鲍威尔是想让欧美人来中国游历观光，为国民政府树形象：中国有罗曼蒂克的铁路运输线，有安全愉快的列车，可享乐美好而周到的旅游服务。计划是4月从上海到浙江杭州、宁波；5至6月，从上海至天津、东北和中朝边界；7月从北平至绥远，最后南下回上海。

　　斯诺欣然接受这个安排，最后花了四个月时间乘火车观赏了中国各地的风景。他到沿线的城镇、街道、农村游览，不断向报社发回观光报道。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孙科给他派来一位陪同人员——所谓“技术专家”，名为华盛顿·吴的中国人。一路上，斯诺发现此人是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是中国官场的无数食客之一。此人对火车、铁路技术实际一窍不通，对风土人情也不感兴趣，但贪财好色却尽其能事。但斯诺却因有此人同行而沾光了，座厢舒适豪华。斯诺报道了太湖上的美丽岛屿，湖岸浓郁的桑树和美丽的花丛；扬州城里的优雅的渡桥和马可·波罗塑像，水道纵横、游船如梭、歌女成群的“东方威尼斯”——苏州；南京的明代城墙，雄伟的紫金山、中山陵；孔、孟故里；北京的金色屋顶、大理石祭坛、青澄的墙屋、绿树掩映的寺庙和宫殿、高大的刺槐，等等。斯诺的这些描述性报道被汇编成中国旅游指南。

　　正是通过这次铁路旅行，斯诺开始真正了解中国，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震动。到内蒙古的萨拉齐之行，使斯诺震惊而终生难忘，也是斯诺思想变化中的一个转折点。由此他认识了中国的一些令人悲伤的事情。他看到了中国的贫穷和苦难，看到了富丽堂皇的现代化小楼矗立在半洞穴的住房之间以及贩卖妇女、儿童的猖獗；北方旱灾中的灾民无以为生，“一切生长中的东西，好像给新爆发的火山灰一扫而光一样，甚至树皮也被剥落殆尽，正在枯死中。”“垂死的人就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快要失去知觉，这种景象到处可见。”

　　他看到了全裸的小孩，手臂细如小树枝，由于吃了树叶、树皮充饥，肚皮鼓胀如球；年轻的妇女，瘦得像腊鸭一样，她们没有衣服可穿，干瘪的乳房像抽出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于胸前；死去的人占了全镇人口的一半，死人被随便掩埋在浅沟里，很难找到有力气的人去挖坑。“所见的景象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令人痛心的情景”。斯诺心情非常沉重地往回走。他带走了所见到的那个小孩和姑娘，把他们送到救济所去喝点粥。斯诺深知他不可能去救助所有的濒临死亡的人。他看到了高利贷者和投机商的趁火打劫，看到地方军阀、官僚政客任意扣留救济物资，饥荒和起义并发，官逼民反。斯诺同情贫苦的中国民众的苦难遭遇，也开始怀疑国民党政府的业绩和效能。这也激发了斯诺全面而深入地去研究、认识中国，他说：“这是我一生中的觉醒点。”

　　东北之行，斯诺又注意到：“在满洲的每一个日本人思想深处都有一种信念，即日本决不会停止行动，一直到它的太阳旗独一无二地升在南部满洲的每个角落。”通过沿铁路线的考察，他看到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对立，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隶属和相对独立；救灾物资被地方实力派和军队所占用。斯诺感到：“这个国家远不是统一的，并且疑心真正的革命才开始。”

　　5.代理主编和游历记者

　　斯诺沿着铁路考察，在停留北京稍作休整时，接到鲍威尔的电报，要求他立即回上海。当斯诺赶到上海时，鲍威尔已离去，只见指示信上清楚地交代，要斯诺在他离开报社期间代理主编，并兼顾《芝加哥论坛报》驻上海记者的工作任务。

　　此时的鲍威尔因《论坛报》的要求，前往东北采访“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所属部队因蒋介石指使准备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问题而引发中苏争端。随着谈判转到莫斯科进行，鲍威尔随之而去苏联。这样一来斯诺代理主编好几个月。斯诺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使命，并在业务上取得较大进步，报社的广告业务也成倍增加。鲍威尔倍加赏识斯诺的才华，正式提升斯诺为副主编。由于兼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使他的名声初步显露出来，斯诺与此同时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也发表了长篇报道文章。他还向美国多家刊物投稿，如《堪萨斯城邮报》、《旅行》杂志、《自由》杂志等。斯诺一步步地拓展自己的领域，在新闻界开始立足了。

　　随着斯诺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对中国的认识程度也逐步加深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方面发展。他带着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体验中国社会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有的不十分准确，甚至是矛盾的。但此时，他和鲍威尔一样对国民党抱有很大的希望，同时又认为国民党要真心改变中国现状的话，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国民党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他甚至怀疑蒋介石本人的能力，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平庸的独裁者”。

　　中国需要一个“有不尽力量源泉、注重实践的理想主义者，他能将人民从肮脏和腐朽、贫穷和痛苦的全国性灾难中解救出来；他能使自身免于腐败、贪婪和无知”，并且反对违背民主的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很显然，许多政治家和军阀经常利用和玷污这个名字（孙中山），其实他们丝毫也不赞同孙中山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崇高道德标准”。可见，此时的斯诺把蒋介石与孙中山进行了对比，他推崇孙中山先生，而不怎么喜欢蒋介石。他对国民党的未来抱有希望，却又不能十分肯定，因为他看到了国民党有许多不足之处。

　　斯诺与鲍威尔都反对西方人士对中国人的社会歧视，他们在报上刊登文章，挖苦西方殖民分子的“种族”论调；对俱乐部、公园里和外滩花园中西方人对华人的排斥、蔑视政策不满，并给予批评。斯诺在北方电报大楼上下班时，经常发现当中国人想乘专供外国人使用的空闲电梯时，遭到拒绝。为此，斯诺在他代理主编期间发表了一篇社论，讽刺这种行为。结果“社论”引起了上海西方人社会阶层的激烈争论，大楼业主英国人及《字林西报》向斯诺发起了进攻，要求将《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赶出上海市。斯诺进行了还击，英国人也被迫改变了原来的做法。但当租约期满后，英国人拒绝将房子续租给《评论报》，迫使报社迁址。在这件事上，鲍威尔支持了斯诺的观点。

　　斯诺逐步熟悉编辑工作，在业务上有了发展，他有春风得意的感觉，说自己是“一个美国大学生像流浪汉一样在东方世界漫不经心地游荡”。此时的斯诺却仍没有忘却他的“游荡梦”，他不愿就这样安定下来，他还是决定要去周游世界，过独立的自由自在式的生活。一次，《密勒氏评论报》创始人、“老中国通”——汤姆·密勒来找斯诺，想让他来替代自己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亚洲首席记者之职，被斯诺婉言谢绝。密勒很喜欢斯诺，对斯诺的诚实、肯干、好学甚是欣赏。他也常来报社指导斯诺工作，两人交往甚密。此时，密勒打算受聘为国民党政府的顾问，他已年届七十，不想再为新闻奔波，以此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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