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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东方巴黎”

  1928年7月6日,斯诺从日本搭船抵达中国上海口岸,来到了“东方巴黎”上海,踏上了东方古老而神奇的大地。在斯诺的旅行日程表上,只在中国停留六个星期。然而,他却被这“东方魅力”吸引住了,从此滞留在中国13年。不仅如此,即使离开中国后,他又三番五次回到中国,至死也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然而是什么魅力使他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并且自称中国为他的第二故乡呢?

  斯诺不远万里来到远东,最初只是为了寻找自由自在的冒险生活,感受古老的东方文明。原只想在中国作短暂旅行,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会被中国吸引住,而且成为他生活的主要舞台,成名之地。他更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可爱,值得他花毕生的精力关注中国的事业与前途,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朋友之一。宋庆龄女士在1960年对斯诺说:“您属于中国。”挽留他定居在新中国。

  到达上海后,斯诺找到在四川路上的美国海军青年会。住下来后,他带着威廉斯的信,去找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斯诺拜见《密勒氏评论报》总编约翰·贝·鲍威尔,他是斯诺的密苏里老乡,两人见面自然亲切。鲍威尔出生于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曾留校任教,为人朴实友好,穿着随便,有抽烟的嗜好。他办事坚持自己的原则,喜欢独立、自由,痛恨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些都与斯诺极为相似,所以两人有许多共同语言。这也是后来斯诺易于接受鲍威尔的观点的基础。

  鲍威尔办报的特点是发表自己想发表的东西,这又与该报的创始人汤姆士·弗·密勒相同;他不顾银行家和任何外部压力,不赞成帝国主义者的治外法权的做法。在上海的美国商会曾指控鲍威尔给“不法分子提供帮助”,损害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特权利益,从而要求鲍威尔辞职。鲍威尔则利用报社内部的选举否定了商会的要求。同时,他声称他“无意”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些思想后来直接强化了斯诺的意识,这也成为斯诺后来从事新闻工作的原则性倾向。

  当斯诺面见鲍威尔时,在交谈中,鲍威尔直截了当地向斯诺表示,他目前急于找一个帮手,想开办一个“新中国”栏目。他问斯诺是否想找工作。此时的斯诺手头也正紧张,而且他还欠克莱勃的钱哩,他不仅要还这笔账,还要赚足旅费,再继续他原定的旅行计划。斯诺告诉鲍威尔,他只准备在中国呆六个星期。鲍威尔问道:“为什么你不在上海留下来,协助我出版《评论报》呢?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要出版一个特刊——《新中国》,我需要一个具有新见地的人替我编辑这个特刊。”斯诺答道:“但我对中国是毫无了解的,再说我预定只在中国逗留六个星期。”“虽然这里有许多人并不熟悉中国,但是上海就是中国了。你在这里住满六个星期再走吧,到那时,我想你将喜爱上海,而留下来不走,”鲍威尔继续劝说道。斯诺最终答应试一试,接受了广告经理助理职位,开始了他的新闻记者、编辑的生涯。

  斯诺走马上任,与中国助手们一起工作。由于他曾做过广告业务,所以工作起来还较顺利,巧妙地处理好广告业务。《密勒氏评论报》办公地点位于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之间,租用的是英国人管理的北方电报大楼里的房子。由于鲍威尔的反欧洲帝国主义倾向,得罪了一些人,此时,斯诺则利用其新来乍到和为人诚恳的特性,游说各外国银行和公司,使反对鲍威尔政治观点的人也同意把广告业务交给斯诺。这样一来,报纸的广告业务量大增,鲍威尔自然更加喜欢这位小伙子了。

  为了了解中国,在工作之余,斯诺在鲍威尔的藏书室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书籍。此外,他还专心致志地倾听鲍威尔关于中国的介绍和预测性言论、观点,使斯诺对中国有了初步的蒙眬印象。斯诺刚到上海时的第一印象是:贫困、落后、肮脏,人口拥挤。这个所谓中国最先进而又最富饶的港口城市却是由外国人控制的。看到一个人拉着另一个人的黄包车,外国人的趾高气扬,中国人的面黄饥瘦、忍气吞声、精神萎靡不振。这使斯诺大惑不解。现在通过阅读和鲍威尔的介绍,斯诺发现了中国古代风习的意义,以及它向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展示出来的引人注目的矛盾;看到了古老而年轻的中国正在奋力以赴,以便在现代世界中占有它的地位。斯诺感到“越是阅读,就越是倾心而沉溺其中”。真还被鲍威尔言中了,斯诺逐渐迷上了上海,他被中国文明迷住了。

  10月10日,是中国辛亥革命纪念日,鲍威尔和斯诺等人经过近三个月的筹备,赶在此时出版了200页的增刊,介绍国民政府的建设业绩,刊登了许多政府领导人的文章;编辑部也发表了评论文章,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预测,认为中国将在50年内走向繁荣。斯诺也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认为中国有点类似美国,有“一种把中国从泥泞中解救出来的精神”。

  增刊如期出版,斯诺也在中国上海呆了近三个月,这已大大超出他原定日程期限了。可现在的斯诺却决定再延长一段时间,继续呆在中国,因为他开始喜欢上中国了。

  斯诺接受了鲍威尔的聘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月薪180美元,使斯诺在经济上有了保障,并获得外出采访的机会。斯诺乐得安于现状,是因为此时在欧美各国正经历着经济危机,即使此时回到经济萧条的美国也难以找到工作。

  斯诺的第一次外出采访地是国民党首府南京。此行留给他的第一感觉是不卫生。他住的旅馆里有臭虫。当他向服务员交涉时,由于服务员听不懂英语而闹出了笑话。斯诺把身上被臭虫叮咬的地方给她看时,她以为是说房间里有蚊子,于是给他挂上了一顶蚊帐。这使斯诺哭笑不得。

  南京之行,斯诺也颇感得意,一是他得到了一笔广告业务,一是首次接触到中国政府的一些要员,如蒋介石、宋子文、王正廷、孙科等人。这次采访后,给斯诺的印象是:“中国正在变化,其速度之快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无法比拟的。”这也与鲍威尔给他灌输的观点有关,对国民政府抱着乐观的态度。

  斯诺从南京采访归来,此时发生了“济南事件”。当时,国民党军队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受阻于山东。日本人以保护日侨为由,向中国军队开枪,阻拦国民党军队,并杀害前往交涉的中国官员蔡公时等人。日本人控制了山东的交通和贸易,不想让英美势力北上,打狗给主子看。此时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想借助英美舆论以压日本气焰,邀请英国《字林西报》和美国人主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去作实地考察和报道。斯诺被派前往,他与英国记者艾尔·巴特森乘车北上,所到之处,交通瘫痪,货物堆满站台。当他们车至泰安时遭日军扣留,经过抗议,24小时后方得允许续行。途中,斯诺登上了中国人崇尚的名山——泰山。有意思的是各地报纸连续几天报道斯诺等人被日军扣留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使得在美国的斯诺家人知道后为斯诺担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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