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36)

三六

　　8月26日，史沫特莱在桂林登上一架邮政飞机飞往香港。香港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因此，可以说史沫特莱是第一次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从早年史沫特莱开始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起，她的一举一动就受到英国政府的密切注意。这次她一下飞机，就被港英政府扣留起来。第二天就进行了审讯，穿长袍戴假发的法官追问她来香港的目的，担心她煽动在香港的印度人叛乱，还指控她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史沫特莱勇敢地为自己辩护，加上她的朋友、英国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和香港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的帮助，史沫特莱才没有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

　　史沫特莱被送进玛丽皇后医院作胆囊检查，不久就做了手术。在她手术后疗养恢复期间，中国大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

　　1940年，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侵略势力发展到了顶点。4月，占领了丹麦，5月，进攻英吉利海峡，6月，攻陷巴黎，法国投降了，8月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德意日三国建立了联盟。日本眼见德国横行欧洲，企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和德意遥相呼应，进攻苏联。为此，日本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蒋介石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可以在日本的配合下消灭共产党。同时，蒋介石把共产党的顾全大局视为软弱可欺，于是，迫不及待地把反共阴谋付诸行动。

　　1940年10月，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一律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当即向全国人民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但为了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仍然同意让新四军的一部分开赴长江以北。当新四军军部和所属一个支队约一万人在1941年1月4日开始向北移动的时候，中途遭到早已埋伏的八万多国民党军队的突然包围袭击。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了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1000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分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阵亡。国民党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

　　躺在病床上的史沫特莱知道了皖南事变的消息，非常震惊，更为自己爱莫能助而难过。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封锁消息，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一面之词，污蔑新四军发动叛变。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急于揭露事件的真相，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当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在重庆，这个任务就由她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起来。几经周折，她的报道终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斯特朗回纽约时经过香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没有去看望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自认为是最了解新四军的外国记者，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但她竟在新四军遇到如此重大的挫折时无所作为，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久久地笼罩在她的心头。

　　还有不少事情使史沫特莱心情压抑，心理上失去平衡。她得知林可胜医生在贵阳因为曾与她亲密合作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她的好友，年轻的女作家萧红的死更使她伤心。萧红1940年逃难到香港，患着严重的肺结核，史沫特莱和茅盾夫妇帮助她住进了玛丽皇后医院，没有多久她就去世了。萧红死时只有28岁。

　　史沫特莱确信自己留在中国已经无事可做了，而且健康一直未能恢复，她只好决定回美国去。1941年5月，她登上了开往加利福尼亚的一艘挪威货船。船上只有几位乘客，其中有三位连希特勒是谁都不知道的美国修女。史沫特莱孤单地面对着茫茫大海，走向那不可知的未来。

　　第十一章　中国问题专家

　　1940年前后，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欧洲，准备入侵苏联。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力量酝酿着远东危机，加紧进行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用三个手段来对付中国，迅速实现消灭中国的武装力量，占领整个中国广大土地的目的，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与德国法西斯遥相配合，打击苏联。这三个手段，首先是集中力量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其二，加紧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诱降，并利用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与日寇的军事进攻配合，消灭真正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三，扶持汉奸傀儡政权，1940年11月，东京宣布承认汪精卫的伪政权为“中国真正的政府”。为了称霸世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缔结了军事同盟。

　　与此同时斯大林和罗斯福也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支持中国的抗战，让中国牵制日本，是阻止日本扩张的最佳途径。美国和苏联都意识到，一旦中国发生内战，日本军队就会迅速打败中国，同时向东南亚大举进犯。他们急于想办法弥合中国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在此以前，斯大林认为把战略援助物资交给国民党军队更能达到牵制日本军事力量的目的，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游击队有点不屑一顾的味道；蒋介石接受了苏联的援助，对进攻抗日根据地有所顾忌，更不敢触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根据地延安。美国政府在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以后，给了中国政府1亿美元的贷款；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贷款一到手，蒋介石国民党就发动了旨在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皖南事变。

　　虽然罗斯福政府里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值得给予援助，但既然要向美国公民宣传中国的统一战线已经弥合，就须要修饰共产党人的形象，因此也就需要一批熟悉中国共产党人又不是美国共产党员的权威人士出来向美国人客观地介绍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在美国，能够起这样的作用的人并不多，新闻记者中被蒋介石冠以

　　“外国反蒋集团”美誉的只有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史沫特莱，还有一位在史沫特莱之后到中国去一边当英语教师，一边当专栏记者，争取成为“艾格尼丝第二”的30多岁的女记者佩蒂·格雷厄姆；军人方面，只有埃文斯·卡尔逊、约瑟夫·史迪威和弗兰克·多恩，总数不过20多人，而其中最熟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抗日军队的战斗生活有过切身体验的当然是史沫特莱了。因此，史沫特莱这个时候回到美国，应该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41年5月下旬，史沫特莱回到了洛杉矶。从她1920年底离开纽约去德国柏林算起，除了1934年短暂回国以外，她离开美国已经21年了。其中的12年，是和中国人民一起度过的，现在除了对中国革命的深切了解和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的体验大大地丰富了她的内心世界以外，她依然一无所有，身无分文。她回到美国，首先要解决的依然是基本生活问题。健康问题更使她感到困扰，在中国解放区的长期军旅生活，使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胆囊病虽然经过了治疗，但严重的胃病，未愈的背伤和损坏得差不多了的牙齿仍然使她苦恼。但是，在史沫特莱身上却看不出病人的孱弱的样子。49岁的饱经艰苦磨练的她，个子高高的，身架子很粗壮，脸庞线条清晰，双眼皮下大大的蓝灰色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眼光既柔和又亲切，笑的时候，眼角显出细密的皱纹。脸部线条体现出坚强的意志，充满着生命的活力。环境与意志力量相互作用形成人的性格，对史沫特莱来说，确实是这样。

　　在中国的时候，史沫特莱曾经和她的前夫厄恩斯特·布伦丁和他的太太埃莉诺通信，请他们给找个住的地方。他们同意她到家里暂住。史沫特莱一到洛杉矶，就径直到市郊蒙塔别罗镇的布伦丁家。

　　史沫特莱和厄恩斯特离婚25年了，但一直保持着友谊。史沫特莱这次要在厄恩斯特和埃莉诺面前当个好客人，她干家务活，给主人和孩子们讲中国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她为人坦率，笑声爽朗，说话抑扬顿挫，毫不矫饰，更不装腔作势，但有时候也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任性，发脾气，使埃莉诺觉得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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