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35)

三五

　　一屋子的人都沉默了，这个被迫到中国来打中国人的日本兵，竟然和新四军的大多数战士一样，是受苦的庄稼人，他本来可以好好在家里种地，是那些把他驱赶到中国来的人，把这个劳动者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

　　这个日本兵终于死去了，但他很幸运，在弥留时刻享受到了人道主义的照料。他被埋葬在医院后面的山上。

　　史沫特莱当时也在医院里，她默默地看着这一幕，深受感动。她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有不杀放下武器的敌人和伤兵的纪律。她记得有一次朱总司令曾因为战士枪杀日本伤兵而大发脾气，亲自订了“缴枪不杀”的纪律。当时史沫特莱对这条纪律理解不透，现在，她才真正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博大胸怀。正因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这个斗争才具有化敌为友的伟大力量。

　　不久又送来了五个被俘的日本伤兵，其中一个非常年轻，只有十六七岁，后来知道他名叫伊藤武志。他浑身血肉模糊，衣服全都被血凝住了。史沫特莱想给他把衣服剥下来，小鬼子痛得直打滚。史沫特莱叫人弄来一盆温水，把伊藤整个人浸在盆里，轻轻地把衣服一片片地撕下来，然后用被单裹上，把他抱到床上，史沫特莱觉得自己是一个母亲，在给孩子洗澡。这完全是一个可怜的、不该对侵略战争负责的孩子。伊藤睁开眼睛，感动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着。后来伊藤的伤好了，他就留在新四军里，帮助新四军对日军作反战宣传，教战士们学习简单的日语。他逢人便说史沫特莱像是他的母亲：“我当时就像躺在母亲怀里一样；就是亲生母亲，也不一定会这样细心地护理我呀！”

　　另外四名日本俘虏也治好了伤，接受了新四军的再教育，留下来为新四军工作。他们都只有20岁上下，最年轻的伊藤是个渔民，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职员，两个是工厂里的工人。史沫特莱给他们五个人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坐在一张圆桌的周围，头发剪得很短，穿着新四军的棉布衬衣，脸上露出坦诚的笑容。史沫特莱看到在美国出版的一份支持中国抗日的杂志《今日中国》，担任编辑顾问的是一位侨居美国的日本进步女作家，叫石垣绫子。史沫特莱就让五个日本俘虏给石垣绫子写信，寄照片。五个人在信中写道：“请原谅我们唐突地给在美国的你写信。虽说我们是俘虏，但我们正自由地和新四军战士生活在一起，度过紧张的每一天。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学习如何向日军作反战宣传和教新四军战士学习日语。我们得知同是日本人的你正在美国从事着反战活动，备感亲切。祝你身体健康，顽强奋斗。我们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干。”

　　史沫特莱救护和改造日本俘虏的事迹很快在根据地军民中流传开来。她由衷地为这件工作的成功而高兴，因为这是她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系起来的一次尝试。她也想起了不久前看的那出引起争论的短剧，其中的情节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

　　到了1940年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更加恶化，不仅胃病日益严重，胆囊也出现了病变，非做手术不可了。李先念劝她离开战区到重庆去，可以在那里恢复健康，担负起向全世界报道华中地区的抗日形势的任务。史沫特莱知道她不得不走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新四军，在即将告别的时候，她的千丝万缕的感情牵挂集中到一个朝夕相伴的十岁左右的“红小鬼”身上，她希望能够带走这个孩子。

　　孩子名叫沈国华，是一个充当史沫特莱的勤务兵的小鬼。史沫特莱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全部母性的温柔和爱意的寄托。她把他抱在两膝之间，为他钉好上衣的纽扣，为他捉拿衣服上的虱子。小鬼对她也无限依恋，称她“我的妈妈”。他向那些从未见过外国人的小镇居民自豪地介绍他的外国妈妈：

　　“她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为我们救死扶伤。在丁家镇，她发现了一个伤兵，她喂他吃东西，给他洗澡，甚至帮他解手。”“你们看看她那只缠着绷带的手，是她给伤兵洗澡，端起一锅开水时，烫成这个样子的。”“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你们谁要是有病，她准给治好。”

　　游击队被日军追赶得到处转移的时候，小国华紧紧跟着史沫特莱，寸步不离。有一次，黑夜里行军，小国华把史沫特莱跟丢了。他一边哭着，一边四处找寻。这是多么美好、多么真挚感人的母子深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写了一章　，描写“我的中国儿子”。战后，海明威选编战时优秀短篇小说集《在最后胜利之后》，特别欣赏史沫特莱的这一章　“我的中国儿子”，把它收入他编的集子中。

　　史沫特莱向李先念提出要收养国华，李先念叫她说说理由。其实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她多么爱这个孩子，她多么需要有一个亲人。但她打算把理由说得有根有据。她就说，这孩子读书特别聪明，有一种科学秉赋，具体说吧，他会在夜间凭星斗辨别方向，会观察刮风下雪的预兆，还懂得虱子的习性。一个靠在门边的战士听了笑起来，说，国华会做的事每个农村孩子都会做，而关于虱子的学问，他相信自己比国华渊博很多，史沫特莱是不是把他也收养了？说得大家都笑了。最后，李先念说，好吧，你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只要你愿意，他自己也愿意。

　　可是，小国华不同意跟史沫特莱走，不是他不爱他的外国妈妈，是他舍不得离开新四军，他要留在队伍里打日本鬼子。他对史沫特莱说：“我愿意跟你走，但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

　　史沫特莱伤心地离开了新四军，离开了她的中国儿子，向西南方向长途跋涉到了宜昌，然后乘船逆长江而上，到了重庆。

　　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会合处的山丘之中，风景十分优美，但城市建筑很凌乱，许多房屋都是用竹子和泥土筑成的。这样的房子在城南的丘陵地上连成了一片。重庆是西南地区工业和贸易的中心。冬季，重庆浓雾弥漫，遮天蔽日，是躲避日本空军轰炸的理想条件。可是天气一暖，大雾消散，万里晴空，日本法西斯就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起来，江河上常常可以看到顺流漂下的尸体。

　　在国民党政府严密的思想钳制之下，重庆的政治气氛很沉闷，史沫特莱几乎找不到可以交往的中国朋友。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在史沫特莱到来之前就到香港避难去了。

　　史沫特莱在重庆孤单寂寞地度过了三个月。6月，林可胜医生从贵阳的医药培训中心来到重庆，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使他大吃一惊，他坚持史沫特莱必须跟他一起到贵阳，休养一段时间，再转到香港去动手术。两个人乘坐一辆老式救护车，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颠簸到了贵阳。在贵阳，史沫特莱又闲不住了，她在都匀关的军医院里当林医生的助手，晚上熬夜写作。都匀关医院经常遭到日军的轰炸，伤员们的伤还没有好，又在轰炸中再次受伤。有一次林医生捡来一块炸弹碎片，对史沫特莱说：“我真想用这些弹片制造一批特殊的勋章　，授给那些出售钢铁给日本的美国厂商。”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史沫特莱听了只有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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