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21)

二一

　　第七章　张学良的播音员

　　1936年秋天，史沫特莱接受了刘鼎的邀请，离开上海来到西安。

　　刘鼎是四川南溪县人，赴德国勤工俭学时，经朱德、孙炳文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德国获得工程学学位。1926年由德国去苏联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院学习、任教，担任东方大学共产党中国支部书记。1929年回国，先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32年调闽浙赣苏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后改任兵工厂政委，亲自动手研制和生产了红军的第一门大炮。在长征中因故掉队，秘密回到上海，住在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家中，史沫特莱也掩护过他，让他在自己的公寓里避难，两人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上海党组织考虑到刘鼎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就派他到张学良部队中做统战工作。

　　解放后，刘鼎在军事工业部当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竟由于他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批判和监禁。80年代初，他已经七十五六岁，退了休，负责编写新编党史中关于西安事变的部分。刘鼎向张学良讲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军事工作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张学良对他十分信赖。张学良曾对他的参谋长孙铭九说：“刘先生胆识超群，绝非等闲之辈。听说共产党内有个王稼祥，颇有本事，莫非刘先生就是王稼祥？”孙铭九笑了：“不一定吧，共产党里能人多得很哩！”

　　刘鼎是3月中旬到西安的，同行的还有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斯诺和马海德到延安去，刘鼎则在张学良军中当高级参谋。

　　西安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相距咫尺，是个最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方。张学良是东北人，家乡沦陷，父亲被日本人杀害，他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东北军将士绝大部分是东北人，抗日救国，收复家园的要求很强烈。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西安，为的是使张学良远离东北抗日前线，瓦解将士们的抗日斗志，按蒋介石的需要去进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而西安从1935年起就处于杨虎城的西北军控制之下。杨虎城比张学良年长，性格粗豪，阅历丰富，有点军阀作风；张学良年轻气盛，是个知识分子型的将领。在抗日救国问题上，两位将军的观点是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方面做了不少深入细致的工作。1936年1月25日，红军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的信中指出，蒋介石把要求抗日的东北军调到陕西来打红军，是企图使东北军和红军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人之利，以达到反共和对日妥协投降的双重罪恶目的。因此东北军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抗日反蒋。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西北军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刘鼎曾安排张学良和周恩来在陕北肤施城的一个天主教堂里作了一次秘密会见，希望劝服年仅36岁的少帅张学良在联合陕西其他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中采取积极的行动。这次会见是毛泽东主席认真分析了东北军的情况以后作出的重要决定。

　　4月8日，周恩来和随行人员按照预定时间来到天主教堂。那天雨雪交加，直等到第二天天色放晴，张学良才和刘鼎、孙铭九等人一起到达。当时周恩来留着大胡子，张学良一见，就上前紧握他的手，高兴地说：

　　“你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周恩来打量着这位年轻的东北军统帅：“张将军，你好眼力啊！”

　　“谁不知道共产党里的美髯公呀！”

　　两人相视，哈哈大笑。屋子里一下子充满了和谐、友好的气氛。双方在讨论了一般的政治问题以后，又谈起了红军和东北军合作的一些具体问题。由于双方都有意寻求合作，所谈的问题都圆满地达成了协议。回到西安以后，张学良高兴地对刘鼎说：“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多。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周先生这样友好，说话这样入情入理，我要早见到他多好啊！”

　　史沫特莱在西安只住了几天，刘鼎就安排她到临潼去住。刘鼎把这次请史沫特莱到西安的目的作了说明：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秘密会谈获得成功以后，共产党相信争取与东北军和陕西的其他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抗日反蒋的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而这将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周恩来希望能有一位同情进步事业的外国记者对这一过程进行客观的报道。刘鼎安排史沫特莱避居临潼，不要公开露面，以免招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警觉。史沫特莱听了很兴奋，她很愿意有机会承担这样的任务。

　　临潼是个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含硫的温泉。在唐代，这里就是帝王和后妃们幽雅的休憩场所，著名的杨贵妃沐浴的华清池就在这里。这里有从唐代直到明、清时期的各种风格的建筑，亭、台、楼、阁、浴池和林荫路，使人萌发思古的幽情。史沫特莱在这里悠闲地一直住到11月底，一边休息恢复身体，一边开始写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新书。空闲的时候，就骑马旅行。骑马是她从小就喜欢的一种活动。

　　这期间史沫特莱只有一次离开过临潼，那次是到西安的德国医生赫伯特·温施家里，看望刚从陕北保安革命根据地回来的斯诺。埃德加·斯诺在那里生活了四个月，会见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写了大量报道，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其中包括那张著名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的半身照，为他的《西行漫记》收集了丰富的资料，使史沫特莱妒嫉不已。当时由于共产党要求第一个访问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必须是与国际左派没有联系的人，否则，这第一个就将会是史沫特莱而不是斯诺。史沫特莱理解这种要求，但没有获得这个难得的机会，心里一直十分惋惜。在温施医生家里，史沫特莱惊喜地见到了丁玲。丁玲是史沫特莱的好友，是通过鲁迅认识的。

　　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当时史沫特莱在莫斯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她马上编辑出版了丁玲作品的英译本，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声援。由于国际上的关注，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了丁玲。史沫特莱还以为丁玲早已不在人世，现在见了面，当然分外高兴。丁玲更是激动万分，称史沫特莱为她的救命恩人。丁玲准备到延安去，现在是扮作女佣藏在温施家里。温施也是听了史沫特莱的劝说从上海来到西安的，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张学良的牙医，真正的任务是给红军输送医药用品。这是一次欢乐的会见，充满笑声和泪花的重逢。丁玲系上围裙，下厨为大家准备丰盛的菜肴，其中最受大家称赞的是她花大力气烧好的一只鸡。几个星期以后，丁玲溜出西安，参加了保安附近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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