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10)

一〇

　　也是在1919年，社会党内部发生了分化，它的左翼公开宣告世界正处在危机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分崩离析过程已经开始。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却声明它的信仰是用民主的、渐进的方式达到党在国内的目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宣布开除号召立即发动全国革命的左翼。9月间，被开除的左翼分成两派：一派是由约翰·里德、本杰明·吉特洛和威廉·B·劳埃德领导的共产主义劳工党；另一派是以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美国共产党。两个左翼派别都邀请史沫特莱参加，但她都拒绝了，她继续为《号角》工作。她欢迎俄国十月革命，她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更可能给贫苦的劳动阶级、妇女和少数民族提供均等的机会。她向往俄国革命，希望能有机会亲自到俄国去看一看。

　　1916年到1919年这三年，是史沫特莱在政治上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三年；这三年，她写了很多内容新颖、富有创见的文章，也是她在写作上技巧逐渐成熟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的三年。

　　第四章　爱之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各国普遍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在各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更加频繁。达斯和印度自由之友的其他领导人都希望能够派一名成员去欧洲，主要是去德国，以便与柏林的印度民族主义积极分子取得联系。他们还打算派一个代表团去参加1921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最高级会议。大家都认为，史沫特莱是最合适的人选。史沫特莱也很高兴有机会去亲身感受一下欧洲的革命，这完全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和作家对世界的关注和责任感。

　　在两年前那一宗所谓的间谍案中，史沫特莱和达斯虽然获得了保释，但美国官方对他们两人的起诉并没有撤销。在这样的情况下，史沫特莱不可能得到出国护照。她决定想办法不要护照出国。

　　1919年岁暮的一天，史沫特莱在纽约的码头上徘徊，她的心早已飞向烟波弥漫的大洋彼岸。欧洲是她童年时代憧憬着的童话王国，那里现在正发生着对一个新闻记者有着强烈吸引力的事件。这时，一艘停泊在码头上的行驶美国——波兰航线的货船正在招募女招待，史沫特莱加入了长长的应聘者的行列，结果她被雇用了。1920年初，她登上了这艘前往波兰的货船。史沫特莱在船上一直工作到12月，才找到机会在波兰格丹斯克跳下货船上了岸，兴奋地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她的随身物品只有一架手提式打字机和一个公文皮包。没有护照和签证，她被波兰海关扣留了。史沫特莱打电报给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求助，委员会的领导维连德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马上跟德国外交部联系，史沫特莱获准通过波兰国土，顺利到达柏林。

　　战败的德国经历了191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导致威廉皇帝退位和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以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革命左派遭到残酷的镇压。德国劳动人民在贫困和绝望中挣扎，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工人的工资不及战前的一半。为了得到不足以果腹的土豆和一块小小的猪油，人们不得不在刺骨的寒风中从早到晚排队等待。史沫特莱亲眼看见过倒卧街头的饿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开始抬头，他们高叫着“国家社会主义”的骗人口号，利用人民的贫困和对战胜国的憎恨，迅速发展着自己的势力。

　　柏林作为欧洲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已有十年之久。大战期间，柏林的印度革命委员会曾经与德国外交部紧密合作，秘密策划以暴力推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在战后的动荡年代，德国政府至少在表面上仍对印度革命委员会持保护态度，而实际上委员会已处于半地下状态。史沫特莱在纽约时已经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成功的组织者和宣传者，很快她就被吸收入会，成为柏林印度民族主义者队伍中的一名主要成员。

　　然而，面对着柏林的种种现实，面对着陌生的人和陌生的环境，史沫特莱感到孤独寂寞。她对德语一窍不通，不能随意与周围的人交谈，使她产生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她怀念在纽约的朋友们，特别是亲密的女友弗洛伦斯·伦农。史沫特莱出狱以后找不到房子住，弗洛伦斯不怕警察特务找麻烦，邀史沫特莱与自己同住，史沫特莱很感激，一直保持着和她的亲密友谊。史沫特莱在给弗洛伦斯的信中幽默地说：“我正在学德语，我能说‘我有一条狗’，这是一个星期的进步。”

　　孤独寂寞的史沫特莱爱上了维连德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查托生于1880年，比史沫特莱大12岁。他出生于孟加拉名门望族，早年在印度受完基础教育，就到伦敦去学习法律。在伦敦，他成为处于萌芽状态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因而被学校开除。为了逃避英国官方的搜捕，他移居巴黎，流亡欧洲各国，最后来到柏林，成为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他是个卓越的印度爱国者、有经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印度民族主义者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查托”。

　　20多年后，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这本书中这样回忆查托：

　　他头脑敏锐，性格刚毅果断，对敌人像骑士的军刀般冷酷无情。他脸色黧黑，身材瘦癯，一头浓浓的黑发，两鬓斑白。他的脸部表情威严可畏……在我眼里他像迅雷、闪电、暴雨。无论他侨居在欧洲还是在英国，他给英国人的印象差不多总是那样的：他对于那些征服他的祖国的岛上人仇深似海，难以探测。

　　查托的形象在史沫特莱心中闪闪发光。28岁的史沫特莱依然以少女般纯真的心去感受爱情：只有一个在事业、教养和毅力等方面都能够成为她心中的偶像的男人，才能点燃她心中的爱火；查托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史沫特莱全身心地投入这忘我的爱情之中，查托成了史沫特莱感情生活的中心。她对自己说，如果他有危险，我想我会赤着脚走遍天涯海角去救助他的。

　　史沫特莱和查托深深地陷于热恋之中，很快就生活在一起了。查托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娶过一位英国妻子，流亡欧洲时在1912年离了婚，后来又娶了一位有钱的爱尔兰姑娘，她现在待在英国一个修道院里，当了一名修女。史沫特莱也是个结过婚的人。过去的经历并没有妨碍他们，反而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爱情。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现在世界上仿佛只有他们俩，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只有他们俩才是真正志同道合的伴侣。

　　史沫特莱和查托在一起过着革命流亡者的艰难的日子。为了生活，史沫特莱当了柏林大学英语研究室的教员，还在印度史研究室授课。此外，一个星期还要当三个晚上的家庭教师，教授英语，忙得不亦乐乎。在家里，她还要克尽为妻子的责任，照料好查托的生活，好让他有充沛的精力为印度民族解放事业奔忙。史沫特莱喜欢整洁，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还学会了做印度菜，虽然做得不太地道，但查托吃得开心极了。尽管工作复杂，家务繁重，史沫特莱在这段时间里还发表了许多篇有关印度历史和妇女问题的论文。爱情使史沫特莱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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