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75)

七五

　　第六章乔治·桑的另一种生活

　　1.逐情之外的淑女

　　“女人都没有道德观念，她们的生活作风完全取决于她们所爱的人。”

　　不止一个传记作家想把这句话用于乔治·桑的政治生活。他们说：“她没有理论，她在思想上追随她所爱的男人。”

　　其实并非如此。甚至在爱某一个人之前，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肖邦是个贵族，缪塞是个怀疑论者；他们都没有使乔治·桑变成贵族或者怀疑论者。她曾从米歇尔·德·布尔日、拉姆奈和皮埃尔·勒鲁等人那里，吸收过他们的一些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是她原来就有的。

　　在政治上，她本来就是极端大胆、热情和激烈的。她是十九世纪在法国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少有的妇女之一。

　　乔治·桑从孩提时起，她就已有明确的政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她珍重人民，并且常常喜欢想到他们；另一方面是因为她长期亲密无间地和农民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她认为母亲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从小就对母亲怀着强烈的爱。因此从母亲那里，她学会了不相信富人，天生就同情反叛者。她尝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化所带来的痛苦，而且她也参与这种腐化，于是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人民大众的美德上。

　　因此，乔治·桑天生是民主主义者，或者说，至少她自认是民主主义者。和拉夏特尔的朋友们在一起时，她总是反对君主派，为共和派和拿破仑派辩护。在她看来，凡是国王，即使他自称公民，都是暴君。当莫里斯和蒙彼利埃公爵在同一个班上学时，她禁止儿子接受年轻的亲王的邀请。她拥护共和政体；但是，她在寻找最好的共和国。

　　乔治·桑从来也不要求、也不希望给妇女以政治上的平等。她认为母爱的职责，同公职不相容。她说：“妇女将同男子一样受教育，但是女人的心，将仍是爱情、忠诚、耐性和慈悲的庇护所。正是女人要在粗暴的情感中拯救仁慈的基督精神。女人不再起这种作用的世界，是十分不幸的。”

　　她为妇女要求的不是投票权和选举权，而是公民权的平等和情感的平等。她认为，男人控制女人的奴役方式，破坏了男女之间的幸福，而这幸福只有在自由之中才有可能获得。如果女人能如愿以偿的被人爱，她们也许就无所求了：“但是，男人们虐待她们、责备她们被迫养成的习惯，鄙视她们的无知，嘲笑她们的学问。在爱情上，男人们把她们看成妓女；在夫妻的情份上，则把她们看成佣人。男人们并不喜欢她们，男人们使唤和利用她们，并且希望这样迫使她们屈从于忠贞的戒律。”

　　这就是她主要的抱怨，也是她自青年时代就发出的呼声。这在她后来的作品里都有反响。男人认为忠贞是徒劳无益和可笑的。但是，凭什么公理，是人间的还是天上的公理，人们能够要求妇女忠贞？如果那男人是个追逐女色、粗暴放荡之人，为什么妻子还要对他保持贞洁呢？

　　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在我们的偏见和习俗里，一个男人越是交了好运引人注意，人们就越是对他笑脸相迎、巴结奉承。某人吃得脑满肠肥，情场上春风得意，就被看作是快活的伙伴。而被指控为奸妇的女人，却不会有这种地位。这就是人们给予妇女的唯一的荣誉。对丈夫不忠的女人，她变得憔悴，被人轻视；在子女眼里，她也是很丢人的；她该受到侮辱性的惩罚，比如说坐牢。

　　乔治·桑所希望的是，把妇女因结婚而被剥夺了的公民权利归还给她们；并且希望废止对通奸的妇女实行侮辱性惩罚的法律，因为那是“使通奸现象长期存在并不断增加的野蛮法律。”

　　她认为整治两性结合不合理的唯一办法，就是自由地中止和改变夫妻关系，而这种自由那时还不存在：“在世上，一个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当已经进化到懂得完美的爱情的时候，就不能够——最好说，就不允许——走回头路，仍旧像野兽一样对待性行为了。”

　　当肉体的结合不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感情时，它对人来说是一种罪过和亵渎行为，即使是结了婚，也是如此。女人应有权躲避这样的结合：“我认为，在爱情中显露虚假的快感，以及在不完全的爱情里极力制造快感，都是莫大的罪孽。我认为，并且要说：要么全心全意地去爱，要么干脆如处女般生活下去。”

　　在她看来，错误和罪过并不在于更换情人，去爱自己所爱的人，而在于委身于自己不爱的人，哪怕是自己的丈夫。

　　这就是她的女权论的界限。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对于妇女来讲，这种女权论并不牵涉到政治行动。

　　然而，任何人，不管是随大流，还是逆潮流，他们都要受到同时代的思想的影响，或者与其一致，或者被其改造。

　　在1830年至1848年这段时间，乔治·桑生活中的主要特点是继承1789年的政治革命，号召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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