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23)

二三

　　“您的同事是个疯子，”她对杜利—杜弗莱斯纳说。“然而人们可能既是好的裁判，又是坏的实践者。”

　　白发苍苍的德·凯拉特利先生，早上八点在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里，气派十足地接见了奥洛尔。他的年轻妻子盖着玫瑰红丝绸面羊绒被子，睡在那间房里。

　　“我也许直言不讳，”他对她说，“一个女人不应该写东西……相信我说的话，您别写书，生孩子吧。”

　　“确实是的，先生。”她回答道，噗哧一声笑了起来。“您把这个劝告给您自己留着吧。”

　　一番努力白费了。但奥洛尔并不灰心，为了在巴黎生活下去，她继续寻找机会。

　　后来，拉夏特尔城的女友杜维纳夫人，把她介绍给一位贝里籍的文人：亨利·德·拉杜什。

　　此人以难得相处而闻名。他谈吐文雅，以致人们起初以为他是装腔作势，其实那只不过是他说话的方式。戏剧、小说、新闻、学术研究，佯样他都涉足，可谓通才，不过都是二流水平。他的长篇小说《弗拉戈勒塔》——说的是一个女人女扮男装，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引起了小轰动。拉杜什是个出类拔萃的批评家。他培养出许多天才作家，自己却从未达到天才的水平。他辛酸地说：“我培养的作者多于我写的作品。”他是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的老师。19世纪上半叶法国较有影响的文学家夏尔·诺地埃对拉杜什推崇倍至，以至于他女儿说：“幸亏上帝创造了世界，要不然就会是杜什先生创造它了。”

　　在当时在文学界身分卑微的杜德望夫人看来，拉杜什是一个大人物。

　　她到马拉盖滨河街他的套房去拜访他，见到的是一位四十五岁的男人，胖胖的，脸上容光焕发，十分机智，仪态大方。他的声音低沉，甜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既温柔又有点像嘲笑人。他的一只眼睛童年时瞎了，不过并没有使他的面目变丑。在女人方面，他大有成就，与一个叫玛塞琳娜的女人有一段悲剧性的爱情。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拉杜什耐心地听人朗读奥洛尔带来的《埃美》的手稿。朗读完毕后，他问奥洛尔：“夫人，您有孩子吗？”

　　“唉！有，可我既不能把他们带在身边，又不能回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那么您打算待在巴黎，用您的笔来挣钱吗？”

　　“我必须这样。”

　　“这很难哪。我在这方面看不出您有成功的因素，相信我的话，尽可能回家去吧。”

　　她恭恭敬敬地听着，却和贝里的女人一样固执。他说那部小说不合常情，她回答：“说得有理。”当他说必须重写时，她回答：“这也可能。”

　　她写信告诉卡西米尔说：“只在你我之间说说，我永不能和拉杜什这样的男人融洽相处。”

　　她也许不久就会发现，“在把他容纳不下的才智抛到外边后”，拉杜什亮出一颗温柔、忠诚而高尚的心。

　　他刚刚接管了一份讽刺性的小报《费加罗报》。他向这位少妇提出，请她参加编辑的工作。他骄傲地说：“那是奋飞的雏鹰的窝。”

　　奥洛尔高兴地接受了。

　　报纸在马拉盖滨河街的套房里壁炉边编写。每人都有一张小桌子。奥洛尔在壁炉边上占据一隅，小心翼翼，生怕弄脏社长漂亮的白底子地毯。

　　拉杜什好指点人，好责备人，好发指示。他把题材发给雏鹰们，同时他按实际需要，裁切出一张张或大或小的纸，分给他们。按要求，必须在上面写出一篇文章，或者一则“社会新闻”。这是学写短小精悍的文章的极好办法，可恰恰又是新手自觉无能为力的东西。

　　拉杜什把爱情的逸闻趣事交给乔治·桑写，可是枉然：“在规定死的这么一块地方，我既不会开头，也不知结尾。刚开始动手写，结束的时候又到了……真的受折磨……”

　　然而大伙儿还是谈笑风生。拉杜什虽然文字极为刻薄，却表现出父亲般的仁厚，令人敬爱。奥洛尔听人说话，消磨许多的时间，没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到了月底，他发给她十二法郎五十生丁，做为薪金。

　　然而，1831年3月5日，她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成功。那天，为了嘲笑政府的谨慎，她写了如下的社会新闻。

　　警察局长将发布一个新的命令。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召集所有能持武器者，每天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一点，保卫王宫；每天晚上七点至次日早上七点，保卫寺院教堂和其它公共建筑物。在此期间，女人、孩子和老人在自家门口站岗放哨。未履行此条的家庭将失去要求武装力量保护的权利，将有被骚乱者侵犯蹂躏的危险。

　　第二，为了确保居民的安宁不再遭到扰乱，每天早上，日出之间，在公共场所鸣炮二十五响。夜里不论任何时候，每座教堂都将敲警钟，每条街都将敲集合鼓。国民白卫军的巡逻队将跑遍城里的每一条街；一边叫喊：“你们要小心！”正如城堡里的习惯一样。

　　第三，鼓励每个产业主在房屋周围挖掘一道七尺半宽的壕沟，加固车辆进出的大门，给窗户装上栏栅，并至少在家里存放二十支枪，以便在需要时武装房客和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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