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22)

二二

　　2.文人拉杜什

　　来到巴黎，奥洛尔已经疲惫不堪。因为公共驿车的门关得不严，她冻了一路。于勒·桑多一直在心情激动、充满热情地等着她。她在塞纳街31号伊包利特的套房里安顿下来。

　　在他们周围，很快就聚起一小群贝里人：菲利克斯·皮亚特、爱弥尔·勒尼奥、弗勒里，还有古斯塔夫·帕佩。

　　这些小伙子都有些爱慕她。在他们之间，奥洛尔觉得心情愉快。

　　1831年的巴黎是令人兴奋的：革命经常发生，议会不断更迭。在刺刀、骚乱和破产之中，人们还像在和平时期一样快活地生活。

　　同时，文学革命毫不亚于政治革命。

　　这是浪漫主义戏剧举行盛大首演的时代，鼓吹民主的青年向墨守陈规的人挑战。1831年2月，《巴黎圣母院》面世；米什莱出版了《世界历史导言》；布洛兹当上了《两世界评论》的主编。稍晚之后，玛丽·多尔瓦尔，这个为青年反抗者们所喜爱的女演员，表演了大仲马的《安东尼》。这出戏是通奸和私生的辩护辞。奥洛尔和朋友们为了捍卫这出戏，都在戏院正厅里观看。当时女人只在楼座或者包厢里看戏。为了自由通行，也为了衣着省俭，奥洛尔身穿男人服装。她过去穿粗布罩衣，戴护腿套，和德沙尔特一同打过猪，所以乔装改扮，她不感到任何为难。当时的服装也有助于女扮男装。男人们穿着宽大方正的礼服，名曰“业主装”，一直垂到鞋跟，并不怎么突出身段。奥洛尔穿一件灰呢的“哨兵服”，戴一顶灰礼帽，系一条羊毛大领带，俨然是个瘦小的大学一年级学生。

　　不过，更重要的是，她摆脱了女人受支配的地位。在她挽着一个小伙子的手散步时，不再有拉夏特尔人的窃窃私议：“这好像是杜德望夫人！”

　　为了使生活环境完全改变，她与从前自己的那个阶层完全断绝了联系。她只在需要丈夫的时候才想到丈夫：

　　“请你给我一些钱，以购买鞋、袜，等等。请马上写信给萨尔蒙先生，让他交给我三百法郎。再见，我的朋友。我看到了我母亲、姐姐、夏尔·杜维纳和于勒·德·格朗萨涅。我将去欣赏帕格尼尼的表演……我衷心地吻你……”

　　对她亲爱的英国女修道院，她做了最后一次拜访。

　　七月的大炮把修道院的修女们震得惶惶不安。阿莉亚娅嬷嬷忧形于色，忙忙碌碌，只和她过去的“女儿”会见了片刻时间。

　　奥洛尔明白，在修女们眼里，外边的友谊无足轻重。她又去探望科特莱的两位朋友：雅娜和埃美。两人都结了婚，如今是伯爵夫人，有钱有势，受人奉承。她离开她们后，决心永不再来。这些可爱的姑娘选择的是正统观念，谨遵旧习。奥洛尔·杜德望却更喜欢在人类的荒漠里自由自在地踯躅，昂着头，“脚踩薄冰，肩披雪花，两手插在口袋里，有时腹内略空，然而脑袋却更因此充满梦想、旋律、色彩、形状、光线和人影”。

　　然而必须生活。

　　她不能在伊包利特的套房里住下去。因为他常来巴黎，需要房子。租一间最小的屋顶室一年也要三百法郎的租金。雇一个看门女人做做家务，一个月就要十五法郎。一个蹩脚厨子送几餐饭，一天就要两法郎。严格地讲，如果她不买家具，不购书，勉强可以靠着三千法郎维持生活。她想方设法在马萨林图书馆住下，并在里面工作。可惜奥洛尔畏寒怕冷，而图书馆里供暖不好，冷冰冰的。

　　赚钱成了不可推却的任务，可是怎样去赚？

　　用水粉去涂画盒子？给人画肖像，十五法郎一张！可有一些可怜的画匠准备五法郎一幅给人画像。而且她把看门女人的肖像画糟了，在附近一带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写作行吗？为什么不行？“我发现我写得很快，很轻松；写很久也不累。思想原来昏睡在头脑里，信笔写来，便都苏醒了，并且都环环相扣……”她在谈话中表述自己的想法相当迟钝，在写作中却才华横溢，文思敏捷。总之，她是天生的作家，并且自己已感觉到了这点。她总是乐于记录自己的印象、感受。她的行李中带了一部长篇小说《埃美》。那是在诺昂写的。

　　可是，迄今为止，她的写作都只是一种消遣，如何把它变成谋生的手段？而且，又怎样进入文人的圈子？

　　她思考着找一位能推荐自己的人。

　　她当时在巴黎熟识的人中，最有势力的是杜利—杜弗莱斯纳，拉夏特尔选出的议员。她去拜访他。

　　对这位漂亮的女同乡，他显得殷勤而谦恭。奥洛尔向他谈出自己的写作打算后，他打算把她介绍给德·拉法耶特先生。

　　“别攀求那么高。”她说，“太出名的人没有时间注意次要事情。”

　　于是他不得已，转而选择他议会中的一个同事，德·凯拉特利先生。他是布列塔尼的贵族，小说家。奥洛尔曾读过他的一部荒谬的小说：《最后一个勃玛诺瓦尔》。在那部小说里，一个教士强奸一个死了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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