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26)_虚阁网

二六

　　4.创作波折

　　《没有意思的故事》在报纸上遭到冷遇，《森林之神》演出失败，这使得契诃夫精神上的耐力发生了动摇。

　　《没有意思的故事》是契诃夫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故事讲的是一个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洛维奇功成名就，精疲力竭，感到末日将临。他对自己的过去作了总结，发现自己的整个一生，他对科学的热爱，对妻子、女儿和他收养的女孩卡佳的态度，对同事及学生的看法，他的激动，他的研究工作，他表面上的成功，这一切都“毫无意义”。面对这种精神上的崩溃，他再也不能同自己的亲人呆在一起了，他甚至丢下了最喜爱的卡佳，跑到哈尔科夫的一家旅店的客房中，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一天，卡佳用悲观绝望的声调对他说：“尼古拉·斯捷潘洛维奇！……

　　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不能！看在真诚的上帝的份上快告诉我：怎么办？……”“要知道，你是聪明的，很有学识，年寿也高！你当过老师！还是请你说说：我怎么办？”

　　而他回答：“卡佳，老实说，我不知道……卡佳，吃早餐吧。”

　　他非常了解卡佳的痛苦，“没有教授同事们所说的共同思想”，他反复地想，“我感到自己日薄西山了，在自己生命的日头没落时，瞧，这个不幸人的心灵还不知道，也不会知道整个生命的归宿之处。”

　　契诃夫通过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洛维奇的悲剧命运的描写，深刻地提出资产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社会不能以全人类的崇高目标即所谓“共同思想”鼓舞知识界，因而即使最优秀的、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也注定要陷于理智的失衡，精神的空虚即所谓精神崩溃。只有找到主要的社会理想，才可能摆脱《没有意思的故事》，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不可能提出这种理想，因而这不是老教授个人的悲剧问题。

　　《没有意思的故事》的整个情调赋予小说主人公走向灭亡的必然命运。

　　契诃夫写这个故事，是从他这年“整个夏天一直未能摆脱开的很坏的精神状态”中获得灵感的。老教授的苦恼和孤寂同契诃夫当时的惶惑心情极为相似，他这时期由于缺乏理想而苦恼，也看到了成功的虚浮，他也以不可知论者的冷漠态度和泰然心情看待死亡。他和自己的主人公为没有“共同思想”而悲伤。

　　契诃夫不想把他本人置于自己的主人公的境地，正面回答他们“怎么办”

　　的问题，而是无能为力地回答“不知道！”

　　这篇小说发表以后，文学评论界普遍持严厉的态度，批评者认为契诃夫这篇作品表现了一种悲观主义思想，老教授确信黑暗在等待着他，但却得不到任何慰藉。

　　契诃夫在一面注视着文学界对《没有意思的故事》的反应，一面潜心写作剧本《森林之神》（此剧后来修改时，改名《万尼亚舅舅》），这是继《伊凡洛夫》之后的第二个剧本。他试图在舞台上再次获得巨大成功。

　　1889年10月初，剧本脱稿后，立即送去审查，然后又送给彼得堡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剧本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剧本中找不出“任何效果、任何情景和任何有意义的人物”而拒绝接受。他的朋友连斯基和丹琴科看过剧本后都认为违背了戏剧规律和舞台要求，劝他改写成一篇故事。

　　对这种评论，他大为吃惊，感到自尊心受到深刻的创伤，他把剧本审查委员会的决定比作“一个军事法庭对我本人、对《森林之神》的判决”（给苏沃林的信）。尤其使他激怒的是，彼得堡谣传《森林之神》的主角、老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就是苏沃林的漫画像。对这种无稽之谈他感到十分烦心。

　　他对这个剧本已经失去信心。但他仍然按照丹琴科的建议，对剧本作了修改，并送给莫斯科阿布拉莫夫剧院，这个剧院接受了，并于12月27日首场演出。

　　这个违背了整个戏剧规律，试图在舞台上再现平庸生活的剧本，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契诃夫不再坚持，将之束之高阁。《森林之神》失败后，他发誓再也不写戏了，在此后的六年中间，他没有写过一个剧本，只写了几个通俗笑剧《熊》《求婚》等。

　　二哥的去世，创作上的一连串波折，使得契诃夫精神沮丧，表现出悲观和愤世的倾向。他在给苏沃林的一封信中总括这一时期内心感受和对未来生活的打算时说：“我真想在什么地方去躲上5年，强迫自己做点细微艰苦的工作，我应该一切从头学起，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我还缺乏知识。我应当认真地写作，不是每个月写5个印张，而是每5个月写一个印张。”“到1月份，我就30岁了，再见，我昔日的寂寞，再见，我亲爱的无意义的生活。”

　　第十二章　萨哈林心中的“圣地”

　　经历了80年代末期紧张的内心苦闷生活之后，契诃夫产生了求得彻底解脱的想法。他设想去过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好好学习，一切从头学起，充实自己的知识，做一点严肃的工作。然而在当时纷纭复杂的现实社会面前，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意义的。他的内心里仍然苦闷着。

　　一位诗人朗诵了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深深地触动了他的思想。

　　他觉得作为新一代俄罗斯作家，他应该去，有责任去了解流放到远东去的犯人的苦难。

　　于是一个长途旅行的计划就这样在他心里产生了。

　　1.崇高的旅行动机

　　在“凡人小事”的时代，在知识分子缺乏理想的时代，契诃夫为自己找到了俄罗斯作家一直向往的建功立业的机会。虽然契诃夫极力“贬低”自己的旅行，把它叫做“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这次旅行仍然是一大成功之举。

　　问题不在他疾病缠身，不在旅途劳累，不在六个月不间断的繁重操劳，而在直接面对那种骇人听闻的残酷现实。

　　对契诃夫来说，去萨哈林旅行的道路，是解决他痛苦的思想和创作危机的困难道路。在中篇小说《草原》中，祖国的伟大、美丽、渴望自由的形象与被奴役的现实的尖锐对立，迫使他产生了跟不能忍受的现实进行抗争的思想。在去萨哈林之前半年时间里，契诃夫创作了短篇小说《公爵夫人》，他在致苏沃林的信中说：我想在这一段时间写几篇抗争调子的小说，当然这不是“时令性”的决定，而是终生的决定。这个崇高的写抗争主题的创作目标是契诃夫思想上的一大转变。

　　《公爵夫人》这篇小说具有不妥协不调和的特色。与之相关的是1890年写的短篇小说《暴发》。《暴发》从第一行到最末一行都是反对非人道的现实的愤怒的抗争。80年代契诃夫的作品中没有抗争人物形象，90年代初刚一开始出现，就表现为基本上针对整个生活制度的抗争。萨哈林岛的旅行与契诃夫这种创作思想、创作目标有直接关系，他后来写的《萨哈林岛》正是一部强烈的抗争之作，它是保护人民、向专制制度的专横独断抗争的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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