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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他为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共同思想”而苦恼,他认为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比梅毒和性衰弱更厉害的疾病。因此,他不满足于仅仅描写当代生活的不能忍受,不满足于仅仅对未来的想象,他认为,作为俄罗斯作家,应该回答“做什么”的问题。契诃夫强烈地感到旧事物必须结束,新事物必然出现。但是由于自己与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隔绝,他不知道新的伟大思想家对“做什么”的问题的新答案已经成熟,准备为祖国照亮前进的道路。这种情况加深了契诃夫的忧伤苦闷和对自己的不满。

  与“做什么?”相关的是“怎么做?”的问题。现实生活提出了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怎么解决?

  1888年11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没有明确的世界观的理性生活不是生活,而是负担,是灾祸”,“所有的问题都是和世界观相联系的问题。”

  作为一名医生,他为医学的无能为力而感到自己有罪;作为一名作家,契诃夫为自己的每一句话不能消除人类生活受到的毒害而愧疚。作为祖国的公民,他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而于心不安。

  这就是为什么他以自己没有鲜明的、确定的世界观特别痛苦特别紧张的原因。而民粹派领袖米哈依洛维奇正是抓住这一点对他进行攻击,说他写作没有世界观,没有目标作指导。

  另有一种观点诽谤契诃夫没有世界观或者不想有世界观。这种说法还基于契诃夫常常发表反对文学中的“倾向性”的意见,特别是在80年代后半期,常常见到这些意见。恰恰在那个时期,正是契诃夫对鲜明的世界观,对共同思想的向往特别强烈的时候。

  当契诃夫发表反对“倾向性”意见的时候,他对自由民粹派作家的倾向性十分反感。他认为:或者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是自由民粹派的,或者是反动的,一切只是为了自圆其说,曲解现实以满足某种武断的定理和刻板的公式的需要。

  80年代民粹派分子企图用欺骗手段把契诃夫说成是父辈理想的代表者,60年代遗产的保护者。

  还有些人挖空心思从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找“倾向性”,看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契诃夫对这种人感到很害怕。他说:“我既不是自由党人也不是保守党人,不是革命者也不是修道士,亦不是冷淡主义者,我希望成为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仅此而已,我感到遗憾的是,上帝没有赋予我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力量。我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谎言和约束……伪善、愚昧和专横,并不只是在商行和监狱里才有,我发现在科学界、文学界和年轻人之中也有。

  我认为那些商标和标签无异于偏见……我的圣中之圣,……就是面对强暴与谎言的自由。”

  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团体或“党派”都带有错误的倾向性,他表示任何倾向性——局限性、狭隘性和教条主义“都不能妨碍我执行艺术家的责任,即真实地、正直地、独立地、客观地描写实际的、纷繁复杂的俄罗斯的现实生活”。他这种想法中有应该否定的一面,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时,却对一切政治采取淡漠态度,这就关闭了自己找到正确的世界观的道路,也导致了不问政治的悲剧。

  3.失兄之痛

  1889年夏天,契诃夫在乌克兰苏梅附近美丽如画、方便舒适的朴肖尔河畔卢卡村租下了一栋别墅跟全家人住在一起。

  夏天真好极了。乌克兰的自然风光、乌克兰人民的丰富情感使契诃夫心向神往;他跟很多乌克兰人交了朋友,常常说自己是南方人“一簇毛”(对乌克兰人的谑称)。乌克兰风景的魅力使他心醉神迷,激起他强烈的写作欲望。而且,这里更适合做自己喜欢的事——钓鱼。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二哥尼古拉生命垂危而给败坏了。

  这位有天赋的艺术家,酒鬼,健康状况近年来一直不好,使全家人担心。

  1889年3月他的病情开始恶化,得了轻度伤寒,以后又发现了肺结核。契诃夫竭尽全力对他进行护理,伤寒倒是痊愈了,但肺结核却大有恶化趋势。契诃夫考虑到尼古拉身体过度虚弱,要延缓肺结核的恶化必须休息疗养,光靠药物疗效是不大的。于是他想让尼古拉去卢卡村别墅住一段时间,乌克兰的自然风光、宜人的气候,也许能给他的生命力复苏带来好处。

  4月底一家人把尼古拉送到卢卡村。夏初的朴肖尔河区天空蔚蓝,远山如黛,绿树成荫,鲜花似锦,林木间百鸟鸣啭,田野上人欢马叫。好一幅乌克兰风景画,这给画家尼古拉宛如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他看得入迷,竟忘记了病痛,不由得心里快活起来。

  然而,也许是常说的回光返照吧!没过多久,尼古拉的精神就萎靡下来,病情一天天恶化,体温一天比一天高,像燃烧着的蜡烛日渐衰竭。眼看死神即将降临,作为医生,契诃夫是十分清楚的,他由衷地为二哥感到惋惜和心痛。大哥亚历山大从彼得堡来信,惊慌地询问尼古拉的健康状况,契诃夫回信说:无需问尼古拉是否恢复健康,只需问他还能活多久。

  契诃夫时刻陪伴在尼古拉的病榻旁,忧郁地照看着亲人的病体,他产生了一种孤独、凄凉的感觉。眼看二哥气息奄奄,生命垂危,朝不保夕,眼看他那剧烈的咳嗽和咯出的血,他触景生情,联想自己的疾病,也许是自己末日到来的预告吧。他在1888年10月曾给苏沃林写信说:“每年冬天、秋天和春天,甚至在每个潮湿的夏日我都咳嗽。但只当我看见血时,我才感到担心,看到血从口里吐出来,有一种不祥之兆的感觉,好像看见落日反射的红光……”他还说,在4年前,他第一次看见自己咯血,以后也时常看见自己咯血,但他还是确信自己不是肺病。他认为假如1884年发现咯血是开始患肺病的证据,那末他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是我的逻辑”。

  他尽量想使交往密切的人相信他没有病。他一方面坚持他明显不变的逻辑,一方面又预感到这里面有点不对头。但他没能扪心细想,完全相信那种肤浅的逻辑。后来他给女友莉卡写信说:“我不十分健康,我几乎连续不断地咳嗽。毫无疑问,我像失去你一样,失去了健康。”他把失去健康和失去爱情同等看待了。

  现在他忧伤地感到自己生病了。

  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可怕的咳嗽和致命的咯血严肃地提醒了他,使他觉得和自己的病情非常相似,好像有人对他那种逻辑开了个玩笑。

  契诃夫长时间照看尼古拉,不仅思想陷入极大痛苦和焦灼之中,而且体力不支,精疲力竭,他很想有人替换他,很想脱身换个环境,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缓解一下过度的疲劳。正好,6月中旬,伊万和亚历山大先后来到卢卡村,于是他便暂时丢下二哥,动身前往波尔塔瓦去访问他的朋友斯马金一家,准备在那儿休息几天。谁料被暴风雨阻于途中。第二天到达时,就收到当地一个农民从城里给他捎来的电报:“古里亚(尼古拉的爱称)去世。”

  尽管这是他预料中的事,但仍然痛苦万分。他立即冒着大雨趁黑起程,前往最近的火车站搭乘火车。一路上颠簸劳顿,饥渴交加。从晚上7点上车到翌日凌晨2点方才回到卢卡村。一进别墅,家里一片哭嚎,个个悲痛欲绝,母亲更是哭得死去活来。

  “可怜的二哥尼古拉与世长辞了,”契诃夫写道:“我变糊涂了,我精神全垮了,”他对普列谢耶夫说:“我们家还没有遇到过死人的事,这是第一次见到棺材。”在给莱金的信中写道:“我精神上痛苦万分,竟至对夏日、别墅和朴肖尔河全都感到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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