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10)_虚阁网

一〇

　　香港由驻守在九龙的50000名英国皇家军队守卫，经常可以看到穿着褶叠短裙，吹着风笛的苏格兰军乐队从九龙的主要街道纳珍街走过来。因为纽曼习惯于德国军裤（而不是裙子）以及普鲁士的长笛、军号和鼓乐队，所以对纽曼来说，他们看起来都不大像军队。英国、苏格兰和印度军队住在纳珍街的兵营或他们的公寓里，甚至最低层的英国士兵也可以带着家眷在这个低消费的城市里过着阔绰的生活，他们只需付微薄工资就可以雇保姆看孩子，雇男童擦鞋。

　　每到晚上，香港的夜空会给人们一种难以言传的享受，当太阳刚刚落到多石但无人居住的岛屿背后时，蓝色的天空逐渐变成苍白，随后再变成各种令人遐思的彩霞。这一壮丽景色加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和海面上反射的光芒，集在一起，就把整个港口装扮成了一片巨大且闪烁不定的灿烂奇景。这就是为什么香港被称做远东的明珠。整个香港在1939年只有一幢高楼，即矗立在维多利亚的20层的香港汇丰银行。这里，两只石雕的雄狮守卫在门两侧，许多外国公司在这座白色大理石的楼房里设有办公室。一年以后，就是这幢楼，在纽曼的生平经历中扮演了一个不平常的角色。

　　纽曼的生活刚刚走上正轨时，欧洲的战争显然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香港的《南华早报》用大字标题，登载了德、苏出乎意料之外地签署了十年互不侵犯条约，使各国人士为之震惊，使整个世界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边缘。一个星期以后，1939年8月31日，希特勒政权在葛莱维茨伪造了波兰进攻西里西亚无线电台的假现场，他们让12名集中营里的犯人穿上军装，随后又把他们打死，然后把尸体放在电台周围，再从这个德国电台发表了4分钟假造的波兰无线电台广播。他们利用这次“事件”作为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大规模入侵的“最后的理由”。

　　当德国于1938年首先占领奥地利，然后又占领捷克斯拉夫时，英国和法国只是袖手旁观，尽管他们和布拉格订有具体的互相援助协议，但事到临头，他们只有抱怨和警告，希特勒因此受到鼓励来执行他摧毁波兰的计划（同样英国和法国新近同波兰又重新确认了签署的相互援助条约）。希特勒没有听从其幕僚的劝告，准备冒他认为是有把握的危险，他认为同盟国又将只是威胁警告而已（民主国家的小人们害怕战争）。

　　他指示魏玛施特动用所有可能的力量，包括正常驻扎在德国西部前线的部队，进攻波兰，这样德国就可以在伦敦和巴黎做出反映之前消灭波兰。

　　1939年9月1日晨4点钟，德国军队越过波兰边境，当天希特勒就收到了英国要求他于1939年9月3日中午之前撤回部队的最后通牒。否则，“英国不得不向德国宣战”，法国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纽曼怀疑，在英国和法国真会有人相信德国能够撤回正在迅速向前推进而且节节胜利的军队。

　　1939年9月3日，香港时间下午7点，最后通牒到期，英国对德宣战。几分钟后，一个英国殖民局官员。在一个英国军官和两名拿长枪、带头巾的印度士兵的陪同下，敲响了纽曼的房门，他们很客气的要求看一下他的旅行证和军事护照。还没等他弄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他被塞进车带到了九龙的警察总部，那里已经有15名德国人，一小时内又带来了更多的人，到凌晨两点，被带到那里的已有90人了，全部是男的。英国人对由此而带来的不便一再向他们道歉，他相信他们也的确是这么想的。这以后，他们被装入三辆公共汽车，带到九龙的喇沙书院。在汛光灯下，他们看到中国工人正在地下钉桩子，准备围绕学校拉上铁丝网，另外还有四个瞭望塔正在建造。因为当时正是假期，所以学校的宿舍是空的。凌晨时分，又有几位德国商人被带到这里。

　　纽曼渐渐弄明白了，英国人还不打算挽留这100名德国人，从理论上讲，他们并不是战俘，而是被挽留的公民。一个英国人告诉他们，他们将很快离开这个临时营地，但没有确切的消息。大多数德国人在香港居住多年，可能比某些英国人住的时间还长，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绝大多数德国人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德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有两名中国老人也和我们一起被拘留，他们幼年时期在青岛（以前的德国殖民地）当过小佣人，1906年加入了德国国籍，他们连一句德国话也不会说。

　　英国人感到最棘手的是种族问题，由于好奇的中国人挤在他们营地的铁丝网外边往里观看，一个白人必须在几百个黄种人面前对另一个白人表示尊敬。为了证明他们不是英国的囚犯，他们被允许在餐厅里雇佣中国人，来准备和侍候用膳、刷洗餐具，并为他们洗衣服。拘留营里的生活一点也不坏，他们在户外晒太阳，在学校的运动场上打网球，并满怀喜悦地看着英国警卫队从四个瞭望塔中的一个爬下来，去捡回打到铁丝网外的球。

　　苏格兰部队颁布了新的营地规则，包括每天早饭前“点名”，其程序是：他们102名挽留犯排成3列，那个苏格兰军官和他旁边的军曹面对着他们这些敌国侨民站着，每一个挽留犯都有一个号码，军曹叫到他的号码时，他就要上前一步，立正报名，然后由军曹在自己手中的夹子里核实他的号码和名字，这个人才能离队去吃早饭。

　　单调的营地生活又度过了几个星期，尽管波兰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奋战了三周后已经投降，但看来欧洲的战争状态将再持续几个月，在战争的前几个月里，德国的西部战线上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斗。当德国军队正忙着同波兰作战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军队放弃了袭击德国的机会。

　　香港的英国人想腾出喇沙书院，让过了暑假回来的学生可以有地方学习。为此，拘留营设立了一个军事法庭，逐个审问他们的背景，为什么到香港来等等。几天后，营地关闭了，书院开学了，但他们并未自由。

　　白天他们被限制在工作地点工作，晚上8点后回家，当面宣布，他们被禁止进入香港美丽的港区。每一个“准囚犯”发一个粉红色身份证，上边有照片和指印，并注明是“敌侨”。他们每星期五下午必须向附近的警察局报到，此外，起码有一个英国人对该侨民的担保。怀特先生很高兴纽曼能再为他工作，并说服劳伦斯·凯都瑞爵士为纽曼担保，劳伦斯是当地的一位知名人士，是萨杜银行集团的金融家兼中国电力公司的老板，也是纽曼在远东汽车行的一名顾客。

　　纽曼担任了怀特的总技师，前任的总技师凌先生非常高兴纽曼接替他的职务。在纽曼被拘留以前，他在远东汽车行设置了工作台，使那些蹲在水泥地上干活的中国技师，可以在工作台前站着干活了，当他从拘留所回来时，他发现倒是没有人再蹲在地上干活了，却有人蹲在工作台上干活。体贴人的怀特先生又使他成为车行附近一个中等阶层的英国俱乐部的会员，这样，每天中午他可以吃上一顿热饭。远东汽车行成了他的家，不过他一直在担心，同销声匿迹的中国西南运输公司取得联系的企图，是否还能成功。

　　一天，怀特把纽曼叫到他的办公室，那里还坐着一位英国军官。总督先生的英国戴姆乐牌汽车需要进行大修，特别是自动换档装置经常跳档，这种车近似劳斯莱斯汽车，整个香港只有这一辆。既然在香港从来没人修过戴姆乐车，“让那个德国人试试怎样？”太好了！纽曼自己亲手干这个活。他小心地拆卸了这个复杂的自动齿轮箱的每个零件，在一卷粗糙的英国卫生纸上，做下了每一步拆卸的记录，然后从伦敦订购了替换件，并由BOAC（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空运到这里，然后重新把零件全部装配起来。当发动机和传动系统在修理间正常运转之后，他和送车来的那个英国少校一起坐在绑在车底盘上的橙黄色的大木箱子上（他还没有安装车身），把车开了起来，他们愉快地驾驶了3个小时，穿过城市，进入了围绕新界的山区。这位军官请他吃午饭，他们两个人饱餐了一顿。数星期后，一位英国高级军官又问他是否愿意修他的皮尔飞机发动机。这个飞机发动机安放在他的游艇里，游艇拴在香港码头和船坞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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