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22)_虚阁网

二二

　　担任诺贝尔的女秘书，贝露妲感到称职而愉快。

　　虽然她离开了雷多纳贵族家中，但仍与阿萨有密切的信件往来，直到阿萨提出结婚要求，她才告别诺贝尔，成为贝露妲·雷多纳夫人。婚后的贝露妲随丈夫前往高加索，这时正值俄国与土耳其激战时期。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无情，使她深深体会到消灭人类最大罪恶与不幸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阿萨是一个成功的战地记者，贝露妲则善于写小说，夫妻俩的知名度渐渐提高。由创作联想到借文章来宣传和平运动的贝露妲把诺贝尔视为资助和平的第一人。他认为诺贝尔先生虽然性情有点儿古怪，但他不愧是一位伟人。他富有人情味，又是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他肯为和平运动尽点儿力，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贝露妲心中盘算着，随后她经常以书信与诺贝尔先生交换意见。诺贝尔对她的抉择深表赞许，但并没有参加和平运动的打算。雷多纳夫妇得知伦敦有个“国际和平调理协会“正热烈展开和平运动，于是夫妻俩人义不容辞地加入了这一行列。

　　诺贝尔不想与任何和平运动发生关系。他的原则是：要研制完成他心目中足以遏止战争的强力火药！

　　对于贝露妲女士的所作所为，阿佛列的敬重之心与日俱增。贝露妲·雷多纳夫人认为，透过小说暴露出战争的悲惨事实是她目前所能做到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于是她从多方积极展开搜集、取材的工作，不仅翻阅有关书籍，还四处征询亲历战争者的感受，多方摘录综合，终于完成了《丢下武器》这本惊人巨著。

　　这本小说出版以后非常畅销。雷多纳夫人立刻声名大噪，她的著作被译成12国语言遍及世界各地。

　　这是一部真正能将战争的丑恶、罪孽诉诸世人的伟大写实作品。

　　托尔斯泰对此书亦赞扬备至，他说斯陀夫人的著作《汤姆叔叔的小屋》揭发了奴隶制度的阴影，而雷多纳夫人的名著则把战争的罪恶描述得淋漓尽致。

　　雷多纳夫人把这本小说赠给诺贝尔。诺贝尔深受感动，也因此对雷多纳夫人的和平主义有了更进一层的了解。不久在瑞士首都伯恩召开首次雷多纳夫人和平会议，雷多纳夫人写信邀请诺贝尔参加。他来到伯恩后，诺贝尔暗叹瑞士的美丽景色确实是召开世界和平会议的最佳地点。

　　但诺贝尔只欣赏瑞士的天然美境，他并未出席会议，而只在会后详细研读了记录报告。

　　他对贝露妲·雷多纳夫人说：“我过去的想法似乎有点偏差。要防止战祸的发生，并不是如我想象中的那样，有了强力炸药就能遏止战争发生。无论多么可怕的武器都无法实现和平的愿望，只有你那远大的理想，才是通往和平的大道。”

　　诺贝尔对和平运动有了新的认识。贝露妲纳夫人的喜悦有如丰收的农夫。从这时起，一个未成形、无法捕捉的构想开始在诺贝尔心中忽隐忽现。他决心要把庞大的财产留给对人类和平、幸福有伟大贡献的世世代代。1896年，阿佛列·诺贝尔因心脏衰弱处于危险边缘时，写信给雷多纳夫人说：“眼看你的和平运动进展神速，我紧握双手，为你欢呼、喝彩，愿你实现达成理想。”

　　1905年，这位深受众人尊敬的贝露妲纳夫人终于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成就伟大事业的人都有强健的体魄，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克服一切险阻，才能以坚强的信心、持久的耐力完成常人所不能及的伟大事业。不论是政治家、科学家还是发明家莫不如此。发明家爱迪生是经常两天两夜地持续工作，若非有健壮的身体他绝不能忍受长期日夜的劳累。

　　但是，这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却是诺贝尔所没有的。他从小体质孱弱，长大后仍深受胃病、心脏病所苦。在医学上，硝化甘油对心脏病有或多或少的医疗价值。诺贝尔因心脏病痛苦难忍时，看到医师为他调配硝化甘油，不禁哑然失笑，硝化甘油炸药的发明人竟把它当做药物来治病。虽然诺贝尔身体衰弱，但他完成的发明却不亚于爱迪生。在体力上虽不能够支持长时间的工作负荷，但靠着超人的智慧、坚毅的信念，他每天完成一部分实验，日积月累持之以恒，终于获得惊人的成果。也就是说，他凭着信心与恒心克服了体弱的不利条件，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勤勉的诺贝尔，珍惜生命中的一分一秒。在工作之余，除了看小说或写作外，从不参加交际应酬，甚至散步都觉得是浪费。

　　他的伟大事业完全是经年累月一点一滴的血汗的结晶。

　　他认为劳动是人类最尊贵最神圣的行为，所以他尊重劳动者，也以劳动者自居，这是促成他不辞艰辛、勤勉奋发的原动力。诺贝尔尊重劳工并且爱护劳工的精神，可与他的二哥路德伊希相比美。在他经营下的工厂，雇主与劳工间从未发生过纠纷或摩擦，尽管欧洲国家盛行罢工风潮，在诺贝尔有生之年所建立的工厂中却从未发生过罢工事件。

　　“劳动是我的生命，慵懒舒散是我的仇敌。”这是诺贝尔终身谨记的格言，他不但勤于劳动，还尽心研究劳工问题。他研究劳工问题，并非全是出自于兴趣。凡是人类文明社会里的一切产物，就像建筑、机械、食品、衣服等等日常所需，都是由劳动者凭劳力来建造或换取的。他们的努力值得敬爱，所以他爱他工厂中的劳工，也爱全世界的劳工，他把增加劳工的幸福与保障当作是他最大的愿望，因此，研究劳工问题自然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1893年，诺贝尔60岁时，受聘为瑞典埃普沙拉大学的荣誉教授。诺贝尔欣然接受，他希望在大学里开设劳工问题研究课程，但令他失望的是，埃普沙拉大学是以哲学教授的名义礼聘他，使他无法如愿以偿。

　　由于阿佛列视劳动为崇高的行为，所以对那些游手好闲的纨袴子弟和上流社会人物的生活方式自然不屑一顾，因此他厌恶社交活动。但是像诺贝尔这样的名人，在欧洲社会里，自然成为一切社交场合的贵宾。

　　阿佛列对于所有宴会或礼貌上的会餐邀请一律辞谢，他认为这些都是乏味而无意义的活动。他虽然定居在人文荟萃的巴黎，但却全力避免踏入豪华的社交界，过着平静踏实的隐士生活，他也因此遭到别人的非议。

　　“诺贝尔笨得像头驴，他根本不懂得上流阶层的社交活动。”有些肤浅的人竟然讥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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