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故事(89)

八九

　　很多观察家质疑道，莫妮卡到底为什么不在签署豁免协议前毁掉这件衣服，或者至少把它洗干净。“不得不交出这件衣服，这是最羞辱的事情之一。”她说，“我经历了长时间的艰苦斗争，才把它交给了检察官。我想过把它洗干净，然后说，‘衣服在这里，但它已经被洗过了’，但我十分担心自己受到了监视。我有可能不得不接受测谎测试，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违反了法律——破坏了证据。于是我就会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并失去我的豁免权。”

　　正如她解释的那样，莫妮卡从来没有像琳达·特里普——一如既往地展现着她对事实的一贯漠视——所说的那样故意把这件衣服当成是一件战利品。首先，她一点也不确定那些小污迹是什么。它们可能是墨西哥牛油果酱，这是她与总统约会的那天晚上的晚餐食物之一。她非常不确定，所以在把这件衣服交给麦克·艾米克时，她告诉他，在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知道这些污迹到底是什么之前不要对外公布她的这一做法。然而，在她交出这件衣服仅仅30分钟后，媒体就报道说，检察官现在得到了它。难怪当询问程序在水门酒店的一个房间里开始时，莫妮卡对斯塔尔的副手们的信任已经下降到了一个新低：她害怕媒体几乎会同步听到她的每一个评论。

　　询问过程很长，很单调，而且残酷地窘迫，特别是在她被问及有关她与总统的亲密行为时。两天之后，羞辱真正开始了，两位女检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和玛丽·安妮·沃斯提出了有关两人性关系的非常细节的问题。当她被问及总统在把他的手放到她裤子下面时是否对她进行了手淫时，莫妮卡的眼泪雨点般流了下来，她不得不离开房间让自己平静下来。她对这种反复诘问的记忆深刻而痛苦。“在一屋子陌生人——大部分是男人——面前谈论这样的私人话题太亵渎、羞辱了。很难公开谈论一个隐私的性生活时刻。十分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需要的细节程度是有问题的。”

　　当检察官们要她告诉他们什么问题会让总统感到他们知道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虽然是琐碎的，从而让他吃惊，让他失去镇静时，这同样让她十分不安。莫妮卡发现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她会告诉他们事实，她说，但她决不会帮助他们指控总统。“我不想成为帮助你们陷害他的一分子。”她对他们说，“我不是琳达·特里普。我没有对这个程序着迷。”

　　在23人的大陪审团面前，莫妮卡详细讲述了她与总统的关系，以及维农·乔丹介入她寻找工作的事。尽管不可避免地，让法庭感兴趣的是她与比尔·克林顿关系的亲密细┙凇—这也是大陪审团最初成立的原因。为了大陪审团的方便，也为了使莫妮卡不必在作证时进入亲密的性接触细节，独立检察官委员会准备了一份重要事件的表格。它分为几部分，在“性关系”这一栏中，他们在她与总统在白宫发生身体关系的日期下面写上了“口交”。

　　在一个星期折磨人的询问后，8月6日，莫妮卡被安排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莫妮卡很担心她即将在法庭上说的话，出庭前一天晚上几乎没有入眠。作为独立检察官的一位证人——而且还是极为重要的一位——她会由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陪同，但她决定不像琳达·特里普做的那样坐联邦调查局的车子去法庭：莫妮卡想让世界看到，虽然她得到了豁免，但她不是联邦调查局的诱饵。与此同时她和她家人很担心她的安全，知道有些人因为她有效地作证反对总统而痛恨她。又一次，曾经被称为这个家庭“防卫部长”的比利·马丁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莫妮卡用她自己的车子，由无比忠诚的沃尔特·埃勒驾驶，但联邦调查局特工会陪伴在一边。

　　当莫妮卡·莱温斯基到达华盛顿机构大道联邦法院门口准备作证时，守候在法院门口的媒体队伍的规模让她很震惊。然而，现在莫妮卡在摄像机面前是一名专业人士，在走过两侧簇拥的闪光灯、麦克风和叫喊的问题时不再需要拧自己的屁股来停止神经兮兮的傻笑。因为，即使在她的紧张和焦虑中，幸好还有很多可以朝之微笑的东西。他们的冷藏箱里装满了啤酒和三明治，他们的头上铺展着用来遮挡8月烈日的帆布篷，还有大箱子和有条纹的草坪躺椅，“莫妮卡海滩”上庞大的媒体队伍寻找着整个世界，仿佛他们在报道一件国家大事。

　　经过媒体的栅栏进入大楼后，她不得不为长长一整天的作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她十分紧张，以至于当她被传唤作证时她开始全身颤抖，她担心自己会说错什么，或者不能表现得让斯塔尔满意，于是他就有理由取消她的豁免权。她非常感激，她没有完全被剥夺希望和舒适。主审法官诺玛·霍洛维·约翰逊已经作出指示，她不希望莫妮卡的父母出席，因此整个“莫妮卡队伍”代替他们坐在那里给莫妮卡精神上的支持。朱迪·史密斯保证休息时饼干、巧克力和软饮料在边上等着，斯泰恩、卡切里斯、普雷斯顿·伯顿、霍夫曼和鲍伯·布雷德霍夫都随时准备着提供建议和鼓励。

　　在23人的大陪审团面前，莫妮卡详细讲述了她与总统的关系，以及维农·乔丹介入她寻找工作的事。尽管不可避免地，让法庭感兴趣的是她与比尔·克林顿关系的亲密细节——这也是大陪审团最初成立的原因。为了大陪审团的方便，也为了使莫妮卡不必在作证时进入亲密的性接触细节，独立检察官委员会准备了一份重要事件的表格。它分为几部分，在“性关系”这一栏中，他们在她与总统在白宫发生身体关系的日期下面写上了“口交”。

　　这个经历使人感到羞辱和痛苦，因为表格上使用的生硬词汇彻底诋毁了作为这件风流韵事基础的感情。“让人痛苦的是，”莫妮卡说，“检察官、媒体、公众，每个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口交上，似乎它是关系的主要部分。从来没有一次，我去椭圆形办公室只是为了进行口交。事情总是比那些生硬的描述更有激情和爱意。我对那种对我们关系的狭隘看法很敏感。”

　　在作证时，莫妮卡试图和陪审员们进行视线的交流，希望带领他们进入自己的故事。对于一个希望每个人——甚至斯塔尔的检察官——都喜欢她的女孩来说，这一天最困难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看到一些陪审员脸上的敌意。不过，似乎她并非惟一试图与别人交流的┤恕—有个人也许试图向她传递一个信息。作证结束后，检察官们告诉她，他们认为总统这天系着她送给他的一条领带；他们不愿在她作证时告诉她，因为他们觉得这会让她不安。

　　回到水门家中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精疲力竭的莫妮卡；作为无法出席听证会的补偿，她焦虑的母亲买来了她最喜欢吃的中国食物——鸡肉炒面。莫妮卡打开电视查看总统的领带，他在那里，确实系着她送的领带。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支持和友谊的信号。“我原来以为他也许会在我作证前一天系我送的领带来刺痛我。我用我的生命打赌，他是有意这么做的，无论他在他自己的证词中怎么否认这一点。”

　　听证会终于进入了最高潮，现在莫妮卡已经把证据交给了大陪审团，压力全到了总统身上。在她作证几天后，现在的形势是：他不仅要在白宫通过视频线路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询问，还被安排在之后对全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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