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故事(87)

八七

　　一些公众人物也表达了他们的支持。比如女喜剧演员凯斯·布克利，她天生耳聋，但由于直到二十几岁才被诊断出来，她被送进一所为精神障碍者开放的学校。在她的单人秀中，她向观众讲述了自己生活的磨难和艰辛——曾经被一辆救生车碾过，还不得不征服乳腺癌——引得他们时哭时笑；让表演变得更加有趣的是，她无法发字母“f”的音。

　　1998年6月，凯斯在一家洛杉矶剧院中表演。在与斯泰恩和卡切里斯签约后回到洛杉矶的莫妮卡、伯尼和芭芭拉去看她，当她谈论自己曾经面对的批评和敌意时，他们微笑着哭了起来。表演结束时，她向过去攻击过她的所有人发出了口头一击：“别惹我。”说这些话时，她朝莫妮卡使了个眼色，给了她一个飞吻。

　　表演结束后，凯斯下台问候她的观众，径直走向了莫妮卡。她亲热地拥抱了这个女孩，告诉她自己常常为她祈祷，这时两个女人都流下了眼泪。随后她把双手放到莫妮卡肩膀上，看着她的眼睛，笑着说：“像我做得那样做，莫妮卡。就当自己是个聋子。”

　　15.创造历史但未改变

　　1998年7月23日清晨，当莫妮卡在洛杉矶她父亲的公寓中醒来时，她一度充满了期待，十分兴奋。这是她的25岁生日，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她期待与朋友和家人一起庆祝。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特地从波特兰飞了过来，她母亲和彼得·施特劳斯也从纽约来到了她身边。

　　考虑这一天计划的时候，她有些烦恼，因为她担心凯瑟琳和她的朋友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她们以前没见过——也许会处不好。这时，她接到了普拉托·卡切里斯的一个电话。他对她说，他想先和她父亲召开一个电话会议，然后再提供有关手头这个案子的任何细节，他的语气中透出一丝不祥的兆头。但这时候伯尼正在为一位病人动手术，所以他们不得不等待一个多小时。

　　在焦急的等待中，莫妮卡的第一反应是，斯塔尔故意等到她生日这天作出指控她的决定。自从5月的指纹检查以来，她受到犯罪指控的可能性看上去更大了；这种威胁一直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似乎甚至连她的新律师“梦之队”——斯泰恩和普拉托·卡切里斯——也无法帮助她摆脱显然是无法避免的指控。现在，在等待伯尼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时候，她有充分的时间回顾一下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她的案子的起起伏伏。

　　6月初，她花了整整五天时间向她的新律师队伍进行陈述。他们相信，她是一名非常可信、直率的目击者，聪明而略带一些天真，与一个攻击性的机会主义者的近乎普遍的形象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能够说服斯塔尔。在6月9日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和莫妮卡的律师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斯塔尔的副手鲍伯·比特曼强调，她面临的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很严重。他在一封信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这封信宣称，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在作出任何可能的豁免决定前必须对莫妮卡进行质询。

　　6月中旬，伯尼飞到华盛顿，与莫妮卡、她母亲、朱迪·史密斯和律师队伍在水门她的公寓中开了一次会。那时，所有来自斯塔尔的模糊迹象都暗示，他更倾向于指控莫妮卡。她母亲、姨妈、最亲密的朋友、以前在白宫的同事被迫在一个刑事案件中，而不仅仅是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反对她——这样一个梦魇似乎更近了。

　　在这个等待的游戏中，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曾经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那时马里兰州检察官宣布，开始调查琳达·特里普在没有得到莫妮卡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为她录音的做法是否违反了州法律。这个消息让莱温斯基一家人非常高兴。“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希望琳达·特里普晚上睡不着觉，担心自己会进监狱。”莫妮卡说，“因为那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激动万分，高兴得活蹦乱跳。当时我的感觉是，正义会取得胜利。”

　　在莫妮卡和她的新律师队伍等待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接下来的行动时，显然时间对于这位独立检察官非常珍贵。7月17日，斯塔尔创造了历史：他向总统发出了一张传票，命令他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现在，在调查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之前，他需要能从他潜在的明星证人那里得到的所有信息。

　　四天后，斯塔尔打电话给斯泰恩和卡切里斯，问他们是否可以在7月23日——莫妮卡生日当天——与他在马里兰他道德顾问萨姆·达什的家中共进早餐。在那次会谈中，很明显斯塔尔非常迫切地希望与莫妮卡进行一次交谈。不仅如此，在经过六个月的反反复复后，他似乎已经准备好给她一份豁免协议。她最坏的担心没有发生，相反，她最好的希望就要实现了。

　　会谈结束后，普拉托·卡切里斯回到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把斯塔尔的生日礼物传给莫妮卡。现在，在与她和她父亲的电话会议中，他说，他和斯泰恩相信斯塔尔准备给她罪行豁免权——也就是说，无须接受有关这个案件的任何一项指控——但是他们希望她接受所谓的“一日女王”提议，以便他们可以评估她的可信度。在“一日女王”规则下，证人告诉检察官他/她所知道的一切，而无须担心受到任何指控。卡切里斯还说，萨姆—一位著名的民主党人已经介入了这个案件，这立刻会让每个人都舒服很多。在所有这些情况明了后，这位律师要求莫妮卡7月27日星期一去纽约与斯塔尔的副手们和达什会谈。他强调说，这必须绝对保密。莫妮卡则坚持，斯塔尔不能让那些在1012房间中恐吓过她的副手参加会谈。

　　这个消息似乎还不能提供足够的庆祝理由，但随后卡切里斯又打了一个电话过来，给了她另一件生日礼物。他从阿希莉·雷纳斯的律师那里得到一个口信，雷纳斯祝莫妮卡生日快乐，还说她爱她。“那是我能够想象的最好的生日惊喜。”莫妮卡说，“我以为她会恨我，因为这给她在白宫带来了很多麻烦。她依然是我的朋友，这实在太好了。”

　　莫妮卡按照她律师的要求行事，她笑得很灿烂，但在朋友们面前一点也没有提及即将到来的纽约会谈。他们离开之前，负责他们所谓“保密事务”的朱迪·史密斯为莫妮卡买了一个帕梅拉·安德森风格的金色假发作为伪装。为了隐藏身份，周日上午莫妮卡登机的时候除了戴假发，还戴了一顶棒球帽和一副眼镜，而且没有化妆。伪装工作取得了成效：在飞往纽约的五个小时旅途中没有人看他们第二眼。

　　当天下午他们在第五街的一个小公寓中与普拉特、杰克·斯泰恩和雪妮·霍夫曼见了面，霍夫曼是答应在这个案件中帮忙的卡切里斯的一位女同事。与霍夫曼在一起让莫妮卡感觉很舒服，她在会谈中帮助她轻松而专业地通过了她的故事中最窘迫的部分。直到今天，莫妮卡依然对霍夫曼印象深刻：“她是一位极为智慧、尖锐、善于分析的年轻女人，她在这整个压迫性的、充满政治动机的调查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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