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使命(66)_沃尔特斯

六六

　　在美国使馆为戴高乐将军举行的招待会上，尼克松先生热情地谈到，上一次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盛会，当时年轻而孚众望的约翰·肯尼迪总统曾为法国总统举行了一次类似的招待会。施赖弗大使夫人是肯尼迪的妹妹，她听到这话后很激动。尼克松先生在巴黎期间还会见了许多法国政界人士和商界领袖。他在凯旋门无名烈士墓前献了花圈，在回爱丽舍宫的途中，还多次停车与聚集在那里欢迎他的群众握手。他回到住所后，发现丢失了一个袖扣，这副袖扣是尼克松夫人在他就职前夕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因而这一丢失似乎使他感到难过。袖扣后来是找到了，并且还给了他。在巴黎时，总统会见了南越的副总统阮高其，那时他正率领代表团在巴黎进行和平谈判。我们准备离巴黎回罗马去见教皇时，戴高乐前来为尼克松先生送行，并说这次访问无论对两国关系，还是对总统本人都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我们飞越风景幽美的阿尔卑斯山，来到罗马。我们到达罗马机场后立刻换乘美国直升飞机到梵蒂冈，并在圣彼得广场着陆。直升飞机着陆的地点差不多恰好是我在一九四四年罗马解放那天停放吉普车的地方。总统在机场受到梵蒂冈高级主教们的欢迎，还检阅了瑞士仪仗队，仪仗队身穿的制服是画家米开朗琪罗设计的。然后，我们被引进教皇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教皇保罗第六，他的身材比他的几位前任都小得多。天主教徒接近教皇时，都会产生一种敬畏的心理，我这时也不例外。两位领导人在凭临大广场的教皇办公室里会谈。加拿大主教卡罗阁下把教皇的话译成英语，而我则把尼克松先生的话译成意大利语。

　　会谈涉及许多内容，有东西方的紧张局势，中东的敌对行动，以及有必要保证三个大的一神论宗教圣地不受侵犯等问题。他们也谈到了欧洲统一的问题，以及远东，特别是越南问题。教皇热情支持美国努力拯救南越人民，使之不受共产主义的控制。他对总统说，“你们做得对。你们不能放弃那些基督教徒，否则他们就会被消灭。”后来我经常纳闷，为什么在公开场合他不讲这类似的话呢。教皇接着又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局势表示关切，并指出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会对欧洲产生怎样巨大的影响。

　　他也以关切的心情谈到智利的局势，以及智利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力量，这种力量已经渗透到基督教民主运动，甚至渗透到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大学。他说他有时觉得那里的天主教大学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他要尼克松先生密切注意那里的形势。双方互赠了礼品，教皇授与我一枚小小的银质奖章。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总统向罗马的北美学院学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那是一批在神学院学习、准备担任神职的研究生。学生向他热烈欢呼，他说这个学校可能是他可以在学生面前讲话而不致发生问题的唯一的一所学校。当然他指的是那些综合性大学校园里举行的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活动。

　　尼克松总统从北美学院乘直升飞机到机场，然后启程回美国。我没有随行，而是回我原来在巴黎的工作岗位。哥伦比亚广播系统委派我的弟弟文森特来罗马采访总统访问的消息，因而我有机会同他一起进行访问，并到阿弗莱多饭馆去吃意大利细面条。我们一起飞巴黎，我弟弟再从那里回纽约。

　　在离开罗马之前，我要拜会三位意大利的高级官员，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我在那里当武官时同他们有过接触。一个是当时的国防部长G·安德雷奥蒂，另一个是乔瓦尼·德·罗伦佐将军。我访问罗马时，他是情报机关的头子，我访意后不久，德·罗伦佐当上了参谋长，但因与各种各样的争论和纠纷有所牵连被撤职了，后来又被选为国会议员。我问使馆是否可以去拜会他们，使馆没有表示异议。我和德·罗伦佐将军通了电话，他派车接我。我们谈了些往事，也谈了一些现实的问题。我在罗马任武官期间，他给予我优厚的礼遇，我向他表示了感谢。他看上去还和过去一样精力充沛。

　　我从他那里回到旅馆时遇到了阿罗依亚将军，我在意大利任职时他是参谋长，那时已退休，是德·罗伦佐的死敌，我对他们两人不偏不倚。在我访问意大利期间，这些人对我都非常礼貌和友好，据我看来，我去拜会他们是应该的。可是我离开意大利不久，意大利的左翼报纸就大肆渲染我去看望德·罗伦佐的消息，并且把这事说成是某种阴谋，也有的说我是在为尼克松传递消息，还散布了不少类似谬论。甚至在国会中也有人提出质问，我对提问的人谈了有关我在意大利逗留的情况，说明没有任何阴谋。但是由于这些报纸有意不提我也见过国防部长安德雷奥蒂和阿罗依亚，我的这次访问被说成是阴谋活动。美国大使馆不能抱怨，因为我去拜会这些人，他们都是同意的。

　　我飞回巴黎，又走上我原来的工作岗位。回去不久，就接到一位旅法的葡萄牙工人的电话。他在爱丽舍宫的地上拣到了尼克松先生的袖扣。因为袖扣上刻有总统的印玺，同时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关于遗失袖扣的报道，所以他找了美国大使馆。他只会讲葡萄牙语，因此，使馆人员叫他来找我。我和他见了面，拿回了袖扣，并且造了他一些东西表示谢意。他的名字叫诺夫雷，葡语的意思是“高尚”。我对他说他把袖扣送回来的行动用事实说明了他的为人同他名字一样高尚。

　　一年半之后，到一九七〇年九、十月间，我又一次为尼克松总统当翻译。那次我从巴黎到远东，参观大阪世界博览会后前往西贡，在美军司令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的家里住了几天。在那里我接到通知，要我务必于九月二十七日到巴黎会见基辛格博士，因为他要在那天与北越人会谈。会谈后我和他一起前往罗马与总统一行会合，准备在访问意大利和西班牙期间当总统的翻译，但我不陪同他去南斯拉夫和访问地中海第六舰队。

　　我于九月二十六日抵达巴黎，第二天和基辛格博士一起去会见北越人。会谈和过去一样毫无成果，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对我们进行宣传性的指责。当天下午，我同基辛格博士一起飞罗马。和往常一样，我翻译了总统到达罗马时的讲话。然后我们驱车往奎里纳尔宫会见萨拉盖特总统。看得出来，他不太高兴见我，因为我十八个月前拜访德·罗伦佐曾引起过一场风波。有一次他曾企图不让我参加他和总统的一次会见。他做得很隐蔽，但是我注意到了，他没有达到目的。萨拉盖特总统在奎里纳尔宫为尼克松总统举行了一次丰盛的午宴。两国首脑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在宴会上，尼克松先生一口气发表了一段非常长的祝酒词。当中没有为翻译间断。这段话讲了大约七八分钟，我还是把它翻译下来了，尽管我没有做笔记。饭后总统问我那段话是否太长了，我回答说：“不长，先生，但是再长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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