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使命(61)_沃尔特斯

六一

　　十月十二日，我又去找他们。他们回答了我以前提出的许多问题。我还告诉他们从关岛起飞后基辛格座机的无线电呼号。他们对我很热情，并要求我告诉基辛格，中国欢迎他来访，而他的访问已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了。他们同样欢迎尼克松访华。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尼克松总统表现了很大的勇气，他将受到中国的热情接待。按照大使的看法，由于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因而苏联也邀请他访苏。大使询问我，美国还有谁知道我们来往的事。

　　我说据我所知，只有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黑格将军以及基辛格的有关随行人员，而在巴黎只有我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小姐。我把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给他们，并说他们如果有紧急的事，而我又不在巴黎，可以与她联系，后来他们与她联系过。大使告诉我，中国知道此事的人很少，而在使馆里只有魏和赵知道。他还提到基辛格建议以渥太华为谈判地点，因为中国已在加拿大设立了大使馆。但是他们认为那里不是合适的地点。他们喜欢通过我和他作为沟通两国政府的渠道。

　　在下一次见面时，在谈论公事之余，大使在闲聊中问起为什么美国已决定不生产超音速飞机。我说，按照我的看法，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要生产这种飞机。大使同意我的看法。

　　十月十四日到十五日，我又去中国大使官邸，谈的还是有关基辛格访华事宜。他问我美国军人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我告诉他，他们是国家的雇员，就国内情况而言，并不是卫士。他们不能竞选公职，军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而且在参加政治集会时不能穿军服。我国还有一条奇特的法律，它规定，如果在最近十年内曾在军界任职的人不能当国防部长。我觉得，这种规定对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把军人当作危险人物来对待的，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件不合理的事。大使听了这些话后也感到迷惑不解。他问起马歇尔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情况。我说马歇尔将军是国会破例通过一项法令后担任公职，而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以前，放弃了五星上将的军衔。我还提到，有一次苏联人曾问起我能否参加竞选，我回答说不能。我们的苏联同僚说他可以。我说：“是的，但是我有一点比您强，因为我可以站到反对派一边，而您却不能。”大使哈哈大笑，虽然在这方面，中国与苏联的情况并无区别。

　　我隔几天就找中国大使，经常定期会面。十一月十八日，我们商定在北京时间十一月三十日清晨五点、华盛顿时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日期，总统访华为期七天，访问北京后还访问杭州。美方原来建议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三日，但中国方面不同意。在我追问其理由时，他们说因为那天恰好有一位北越高级领导人在北京访问，因此感到为难。他们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

　　中国人屡次劝我喝他们的烈性酒，我强调说我要自己驾驶汽车，醉酒开车会被拘留，所以总是谢绝。我终于决定对他们讲一个关于俄国人酗酒的故事。他们很喜欢听有关俄国人的故事。有一次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他对艾森豪威尔说他看到许多美国人酗酒。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吃惊，他并不认为美国的酗酒者比别的国家多。赫鲁晓夫坚持他的观点。于是，艾森豪威尔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递给赫鲁晓夫说：“如果您遇到酗酒的醉鬼，我允许您向他开枪。”赫鲁晓夫把手枪装在口袋里，来到了纽约。他在苏联驻联合国使馆过夜，第二天早晨在纽约市到处溜达。他在帕克路和八号街口碰到一个醉鬼，他向这个醉鬼开了一枪。然后，在麦迪逊路和八十二号街口向另一个醉鬼开了第二枪。到列克星顿路和八十四号街口又向第三个醉鬼开了枪。第二天，纽约各报都在头版用大标题刊登消息：“三个苏联外交官神秘地遭到暗杀。”他们听完我讲的故事后，都放声大笑。

　　这一天，大使问我是否陪同基辛格访华。我说我对此事还一无所闻。大使说，他曾向他的政府官员谈起过我，说我为打开关闭二十五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出过力。我也很希望随同基辛格访华，但最后并未成行。

　　十一月二十日，中国大使打听基辛格与北越人的会谈为什么取消了。我说基辛格原来约定与黎德寿会谈。但开会前二天，他们突然通知说黎德寿不能出席。因此，基辛格拒绝会见级别比较低的官员。

　　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我去中国大使官邸时告诉他们，我将陪同尼克松总统去亚速尔群岛。同一天，我发电报给黑格将军，告诉他我在陪同尼克松总统访问罗马和马德里时，我的名字没有列入随行人员名单，没有专门的房间，也没有事先为我准备交通工具。我希望这次访问不会发生类似情况。我接到黑格将军亲切的答复，说这次将作为总统十分信任的翻译给予妥善的安排。

　　尼克松总统曾指示我向中国要求释放理查德·费克图和约翰·唐内，这两个美国人被指控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中国监禁已达二十余年。总统在信件中指出，如果中国作出反应而释放他们，将在美国受到高度的评价。中国大使答应转达信件，但当时并没有答复。我动身回到美国，然后陪同尼克松总统到亚速尔群岛。在我离开巴黎期间，中国方面派人告诉我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宣布他们将释放费克图和唐内。几年以后，我见到了这两个人，我把他们介绍给我的女秘书，并告诉他们，我曾要求释放他们，而我的秘书当时曾接到释放他们的通知。

　　十二月二十日，我又到中国大使官邸，大使说他在电视里看到了我和尼克松以及蓬皮杜总统在亚速尔群岛时的情况。我的声誉显然提高了。他们还赞扬了南希·乌莱特，她与他们打交道时非常谨慎和能干。我说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我请她当我的秘书。此外，中国大使对印度一巴基斯坦战争的进展感到忧虑。

　　圣诞节那天，他们打电话给我，向我祝贺节日，希望第二天能见到我。次日，当我到大使官邸时，他们热烈地向我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新年。大使对我说，尼克松总统在亚速尔会议上处理货币问题时，与打开中美关系门户时一样，都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他说，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只有《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例外。当周恩来总理称赞尼克松总统的这种勇气时，赖斯顿对周恩来总理说尼克松总统没有这种勇气。大使对中国在联合国建立使馆时美国给予的礼遇表示感谢。他还和我谈起美国大量的粮食生产问题。我说苏联的耕地面积比美国多一倍，但是要用三十二个劳动力才能供养一百个人。而美国只需二个人。这不仅是一个机械化问题，因为苏联的拖拉机数量比美国多，这是由于美国在劳动组织方面作得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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