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使命(56)_沃尔特斯

五六

　　尽管北越人十分粗暴无礼，我同他们个人之间还是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他们对于通过我进行联络表示非常满意。日我知道我在法国的任期快结束，我就向基辛格博士和黑格将军推荐了我的助手、驻法空军武官乔治·圭上校。我说他将是一位同北越继续保持联系的合适人选。他是一位风度出众的官员，说一口漂亮的法语，而且有印第安阿贝纳基人的血统，所以外貌有点象东方人。他为人十分严谨，而且我多次看到他表现出具有十分高超的判断能力。基辛格表示同意。我当即通知北越方面，乔治将接替我的联络工作，并陪同他前往维特里别墅，把他介绍给北越人。

　　在这之前，当我准备陪同基辛格博士去会见北越人时，我总要先派我的秘书南希·乌莱特乘另一辆租来的汽车到北越的别墅附近巡视一番，看是否有记者或可疑的行人。然后她就在事先约定的地点同我们碰头，并向我们报告平安无事。我感到翻译密码太乏味，所以把译密码的方法教给了我的秘书。她为我翻译来往的电报，使我腾出不少时间，减轻我不少工作。她在这段困难时期给我的帮助是怎么赞扬都不过分的。在我们驻巴黎的大使馆内，唯有她一个人知道我同北越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活动。在我会见北越和中国共产党人这段时间里，我经常担心的另一件事，是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可能发现我的活动，并认为我要叛逃或同这两个共产党国家进行里通外国的接触。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发现。我离巴黎后，一位我在法国认识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对我说，“哎呀！我一直以为你仅仅是一位顶呱呱的语言学家呢。”这是一句老实话，但是对一个即将成为他上级的人说这样的话是不得体的。

　　我同北越本最后一次会见时，他们问起我尼克松和蓬皮杜在亚速尔的会谈进行得怎么样，因为他们在电视新闻里见到了我。我就告诉了他们，我不久将回美国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武文充颇为酸溜溜地对我说：“但愿你在这个职位上永远不要做任何给我们提供把柄的事情而指责你。”我回答说我唯一关心的是我在那个职位上，永远不做使我们国家有理由指责我的事情。他点点头，未做进一步的评论。

　　我离职后，乔治·圭接替我同北越打交道。他的工作成绩显著，因商被提升为空军准将。他同北越秘密联络，直到一九七二年谈判转为公开，基辛格能堂而皇之前往巴黎同越方会晤为止。

　　我在巴黎将近两年半的时间一直同北越人打交道，但从未走漏过消息，没有把当时发生的事情泄露出去。我在完成武官正常业务之外，还要担任联络工作确有很多困难。这一点基辛格博士十分清楚，他曾多次给我鼓励。我经常在基辛格的办公室同黑格将军接触，他也特别理解我，给了我很多帮助。

　　同北越人打交道远不如同中国人打交道有意思。我当时必须同时同这两方面发生联系，但又要装作他们彼此都不知道。有时我觉得我象一个玩杂耍的人向空中不断地扔三个球：一个球是驻法武官；一个球是中国；一个球是北越。我很不谦虚地说——我希望这种不谦虚可以得到谅解——在这段漫长而令人厌烦的时间里，这三个球哪个也没有从我的手中落地。至少在同中国人打交道方面，我能够看到些进展。坚冰逐渐消融，继基辛格博士之后，总统又前往中国访问。同北越的谈判，役有明显的进展，有的只是长时间的相互指责和紧张激烈的辩论。中国人很有风度，富于幽默感。越南人或许也有这种性格，但我所能说的是，他们如果真有这种幽默感，那么，他们在这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内，在我面前隐藏得十分彻底。去和中国人见面总是使人感到激动和振奋，但去见北越人却有点像去见牙科医生。此外，北越人只供我用茶，而中国人的招待却十分丰盛。

　　我同北越人打交道是有反感的，但我有服从命令的义务，还想到“向和平使者祝福”这种福音，反感情绪也就克服了。我失败了，但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做出真诚的努力。我对基辛格博士的耐心，和他在执行华盛顿的正常任务之外，还毫无怨言地在漫长和疲劳的旅途上奔波的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有十分惊人的巧妙的答辩本领，他的对手从没有能够占上风。就我看来，有时他的涵养功夫和容忍态度简直象个圣徒——尽管我把这个词用在这位大博士身上不一定恰当，但他确实在过去谈判者很少遇到的情况下作了最大的努力。

　　这对我是一次不寻常而有挑战性的经历。我必须同对方交谈，还要在有限的人力、物力的情况下，组织完成当代一项极为秘密的使命。在这方面，过去长期搞情报工作和同具有不同文化、思想的国家打交道时积累起来的经验，都对我很有帮助。谈判期间，我读过的越南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籍（当然都是翻译本），比我一生中其余时间读过的还要多。由于这些原因，我得以使他们承认我是一个对越南的国情、文化和历史都有所了解的人。

　　我能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并能在风云四起和最动荡的时期在政府中任职，是由于我参加过同中共和北越两方面的谈判以及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一九七二年春，我结束了同北越和中共打交道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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