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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必须使盟国的全体人民都接受这样的思想,即需要集体防务,特别是需要北约的军事组织。这样一来,各成员国的来访者川流不息。不仅军政当局人士,而且民众团体、记者和各种协会都个别地或集体地来司令部了解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个联盟有好感。有一天,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我参加他为巴黎市议会议长、戴高乐将军的兄弟皮埃尔·戴高乐先生举行的午宴。戴高乐将军那时正领导法兰西人民联盟,极力反对法国当时的政府。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飞往意大利北部去看望那里的部队,并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到乌迪内地区访问进行安排。由于意大利人认为当地的旅馆都不适合他住宿,因此决定让他住到弗罗利欧伯爵夫人的私人别墅里。大战期间,她丈夫的飞机在利比亚的托布鲁克上空被击落,他和意大利驻利比亚总督伊塔洛·巴尔波元帅一起阵亡。她拥有大量的地产,丈夫死后,她进波洛尼亚大学学习,取得了农业方面的学位。她很会经营土地。她的起居室里放着国王翁伯托二世(当时流亡在葡萄牙)和巴尔波元帅的照片。乌迪内的地方行政长官担心法西斯元帅的照片会使艾森豪威尔将军感到不快,也不知道将军对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被废黜的国王的照片会有什么反应。伯爵夫人的态度很强硬,不愿拿走照片,并表示如果行政长官不愿意,他可以把艾森豪威尔将军安排到别处去住。

  由于该地区没有别的合适住处,最后还是伯爵夫人胜利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进屋后不久,便注意到那些照片。在场的行政长官很紧张。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他的客人们谈起他同翁伯托国王的良好关系,还说,在巴尔波元帅率领意大利一个飞行中队横渡大西洋参加芝加哥一百周年成就展览会时,他被指派为巴尔波元帅的副官,当时他对元帅很有好感。这时,那位行政长官才松了一口气,伯爵夫人则得意地笑了。后来我随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去观看意大利阿尔卑斯部队的山地战演习。这次演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炮火落在演习部队很近的地方,整个演习非常逼真。演习结束时,阿尔卑斯人把一顶插着一根长翎毛的阿尔卑斯帽送给艾森豪威尔。新闻界照了像,他们为能拍摄到这些照片感到高兴。

  艾森豪威尔利用到各下属部队视察的间隙,不断在司令部接待大批来访者。与此同时,他继续进行筹建指挥机构的工作。为了解决某些政治问题,他需要竭力使出他能说会道的本领。选派指挥职务是特别棘手的问题。但将军没有因解决某个问题而招致怨仇。他是一个搞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的大师。

  中立国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北约司令部的建立。他们想知道美国是否真的为其欧洲盟国的防务承担义务。南斯拉夫派科·波波维奇将军来见艾森豪威尔。他能讲一口极好的法语,因此需要我在这次极为秘密的会晤中担任翻译。波波维奇离别时确信美国将实践诺言。瑞典也有一位类似的客人小心翼翼地来到这里。他会讲法语,我再次当了翻译。他拜访最高司令后也放心回去了。

  法国的一场政府危机使乔治·皮杜尔取代朱尔·莫克当上了国防部长。这位新部长在整个大战期间一直呆在被占领的法国,曾任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莫克先生自称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他以谦和乐从的态度对待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强调精神准则的重要性所作出的努力。他似乎认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正试图组织儿童十字军。皮杜尔则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他能理解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由于最高司令的许多会见都由我陪同,我常常要向他简单介绍他所要会见的人的情况。在同哈里曼先生一起工作的岁月里,我曾有机会见到艾森豪威尔后来会见的许多领导人。我最感兴趣的是艾森豪威尔在会晤这些领导人后对他们所作的评论。他是判断各种人物的行家。

  他日复一日地接待一批批新闻界人士、北约成员国的议员、美国国会议员、群众和爱国团体。如果来访的团体人数多,他就举行冷餐会招待他们,在会场上走来走去,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同他交谈。如果来访的团体不讲英语,我就设法呆在他身边。要把他的幽默感、信心和热情准确地翻译成其它语言往往是不太容易的。这些来访者中最令人难忘的也许要数温斯顿·丘吉尔了。他是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来的。他给我们讲了话,赞扬了北约组织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他的话使我们深受感动。正如他所说的,继凯撒之后,象艾森豪威尔那样文武双全的非凡人物还不曾有过。

  有时,艾森豪威尔还会见来自非北约组织成员国的人和西班牙的记者以及南美洲的大使们,他要会见五大洲的人。在这种场合,我通常和他在一起。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在此期间也来了。许多议员想让艾森豪威尔参加一九五二年的总统竞选,另有一些议员则想把他排除在外,说他是欧洲不可缺少的人。议员们总是受到极大的尊重。我不禁要把这一点同最高副司令对待来访的英国议员的情形相比较。有一次我看见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象对待小学生那样来教训英国的议员。当他们想提问题时,他就命令他们站起来,通报姓名,然后再提问题。有位议员照办了,他报了姓名后,蒙哥马利便说,“啊,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位说我如果闭上大嘴就是件好事的人,现在你却想来听我的意见了。”

  一九五二年一月,法国驻印度支那总司令兼高级专员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去世。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指挥过由十一个师组成的法国第一军。他是印度支那地区一位杰出的司令官。在他的独生子在印度支那被打死后不久,他便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德拉特尔得到国葬的待遇。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均被邀请参加扶灵,要伴随枢车步行数英里,从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走到残老军人退休院的军事教堂。拿破仑就安葬在那里。那天天气很冷,艾森豪威尔的不少顾问劝他不要去。他先听他们议论,几分钟后便打断他们的话说:“难道你们不认为这是我对一位老同志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吗?”

  我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后面随着队列前进,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天气极冷,寒风刺骨。艾森豪威尔伴随棺木步行,这给观看葬礼的数百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达巴黎残老军人退休院墓地后,我到他身旁呆了一会儿。我问他:“将军,你还活着?”他笑了一下,回答说,“还活着,可只剩一口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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