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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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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克思这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已经比20年前著名得多，但他仍旧远离所谓的社交生活。例如，海因德曼是通过一个保守党议员的介绍才注意到马克思的。但是马克思的家在70年代初却成了一个极其活跃的交往的中心，成为公社流亡者的一种“正义避难所”，这些人在那里总是能得到指教和帮助。这群好动的人自然也惹起了不少的烦恼和麻烦。当他们逐渐散开以后，连殷勤好客的马克思夫人都不禁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说：“真够我们受的。” 但是他们当中也有例外。1872年，曾经是公社委员会和公社机关报编辑的查理·龙格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结了婚。他和妻子的一家，不论在私人关系上还是在政治上，从来都不像拉法格那样亲密。但他也是一个能干的人。关于他，马克思夫人曾这样写道：“他还是像从前一样容易发火，喜欢吵嚷和争辩。但是我必须称赞他说，他在皇家学院讲课是很准时的，他的上司对他很满意。”龙格的幸福婚姻曾因为第一个孩子的死而一度阴暗，但是那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大胖小子”——茁壮地成长起来，引起了全家特别是外祖父的欢乐。 拉法格夫妇也是公社的流亡者，住在马克思家邻近。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了。在命运的这一沉重打击下，拉法格放弃了医业，认为干一行不来某种程度的招摇撞骗是不行的。马克思夫人说：“他背弃了药王爷，多可惜！”幸而拉法格天性乐观，世界在他眼中总是灿烂的；他“像个黑人似地工作着”，而他的妻子又是他的一位不倦的、朝气勃勃的帮手。但是，他所经营的那家影印石印社生意清淡。他要对付大资本家的竞争是困难的。 马克思的第三个女儿那时也有了一个追求者——法国人利沙加勒。这人曾参加公社的战斗，后来写过一部公社史。爱琳娜·马克思似乎对他颇有好感，但是她的父亲怀疑这人是否可靠。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以后，这件事终于没有结果。 1875年春天，马克思一家又搬到伦敦同一区里的另一所房子里。他们迁居到哈佛斯克岗的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了他的最后几年，并且在那里逝世。 从1874年开始，各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在经历了相互排斥和攻击以致造成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的教训后，各国运动又开始了新的合作，德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出现新的气象。正当政治地平线上到处都豁然开朗——而这对马克思来说总是最重要的事——的时候，暮色却日益迫近马克思本人和他的家庭。自从欧洲大陆拒他于门外而不让他到温泉去进行疗养以后，他的旧病复发了，这使他或多或少丧失了工作的能力。从1878年起，他就没有为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而工作。差不多在同一时候，或者稍晚一些，他又开始为他妻子的健康担忧了。 马克思夫人由于一向具有和谐心灵、幸福的宁静，因而得以享有一个比较无忧无虑的晚年。这一点，马克思夫人在因左尔格的妻子失去两个正当少壮的孩子而写信去安慰她时也谈到过：“这种事情该是多么沉重，在这样的损失之后需要多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心灵的平衡，这在我是太熟悉了。但是生活却用它那些微小的欢乐和重大的忧虑、日常的琐碎的操心事和微小的烦恼帮了我们的忙。那重大的悲痛逐渐被每天的眼前痛苦所麻痹，于是我们的悲痛就在不知不觉间减轻了。当然，创伤并不会彻底痊愈，尤其是在一个母亲的心上。但是在心灵中却会逐渐产生对新的痛苦和新的快乐的新的感受力，甚至新的敏感产生，于是你就会怀着一颗破碎的同时又充满了希望的心继续生活下去，直到这颗心最后停止跳动而永恒的宁静终于来临为止。”又有谁比这位饱经忧患和艰苦奋斗的妇女更配这样轻松地死去，更配这样从容地辞别人世呢？然而她却没有这样从容安息的福份：在她停止呼吸以前，她还得忍受极大的痛苦。 1878年秋天，马克思初次写信告诉左尔格说，他的妻子“健康情况很不好”。一年后，他又写道：“我的妻子的病仍很危险，我自己也远没有完全复原。” 在长久不能确定病因之后，终于判明马克思夫人患的是癌症，这种病将使她在可怕的痛苦中慢慢地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只要想一想这位妇女在漫长的一生中对马克思具有怎样的意义，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为此感到多么沉重。她自己则比她丈夫以及所有身边的人更为沉着坚定；她以无比坚强的精神力量抑制着自己的痛苦，在家人面前经常做出快乐的样子。1881年夏天，当她病严重恶化的时候，她还有勇气到巴黎去看她的两个已婚的女儿。由于病情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因此医生们也同意她去作这次冒险的旅行。 马克思在1881年7月22日给龙格夫人的信中通知她说，他们两个就要到她那里去：“请马上回信，因为你妈妈在得知你要她从伦敦给你带什么东西去以前，是不肯动身的。你知道，她喜欢张罗这样的事情。”这次旅行就马克思夫人的病情所允许的情况来说，进行得总算是顺利的，但是在回来的时候马克思自己却害了胸膜炎，并发了支气管炎甚至初起到肺炎。这场病非常危险，但是多亏爱琳娜和海伦·德穆特的悉心看护，终于平安地过去了。当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夫人逝世的时候，马克思的身体还很弱，因此医生不允许他伴送他的爱侣的这段最后的旅程。马克思在给燕妮·龙格的信中说：“我遵从了医生的命令，这也是因为亲爱的亡人在临终前几天曾表示希望不要举行什么仪式，她说：‘我们不注重外表’“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她很快就咽了气正像唐金医生向我预言的那样，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 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的墓前发表了演说。他称颂她是她丈夫的光荣而忠实的伴侣，并且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说：“用不着我来谈她个人的种种品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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