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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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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在“国际”的盛衰时期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不久，即从1867年9月2日至8日，“国际”在洛桑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但是这次大会不像日内瓦大会那样盛大。 总委员会在7月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多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个通告极其枯燥无味地概述了“国际” 成立第三年的活动。通告历述了妨碍在各国进行宣传的种种情况，对英国做了温和的责备，指出它只顾埋头选举改革，而暂时忽略了经济运动。大会在实践性质的问题方面比在理论问题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它批准了总委员会设在伦敦，确定会员每年的会费为十生丁或一格罗申，并且规定如期交纳会费是选派代表出席每年的代表大会的条件。其次，代表大会还通过决议说，争取工人阶级社会解放的斗争同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而争取政治自由是第一件绝对必要的事情。奇怪然而也许完全自然的是，这次开得不大成功的大会比前一次大会的资产阶级世界中引起了远为巨大的重视，虽然前一次大会是在德国战争余波未息的时候召开的。 由于租地的日益集中，爱尔兰不断把过剩人口投向英国劳工市场，从而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工资的降低以及物质和文化状况的恶化。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都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英国无产阶级和爱尔兰无产阶级。 普通英国工人都把爱尔兰工人当做自己的竞争者加以仇视，对他们摆出统治民族一员的身分。这样，他们就成为贵族和资本家反对爱尔兰的工具，并且加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自己的统治。英国无产者对爱尔兰工人抱着宗教的、社会的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和往时美国奴隶制诸州的白种工人对待黑人的态度大致相同。爱尔兰人也连本带利地加以回敬。爱尔兰人把英国工人看成是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同谋者和愚蠢的工具。这种敌对关系又受到报刊、僧侣、滑稽杂志，总之，受到统治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的蓄意煽动，使得具有组织性的英国工人阶级陷入软弱无力的松散状态。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祸害也横越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妨碍了英美无产阶级的任何诚恳而真挚的合作。如果说国际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加速英国这个资本的世界首都的社会革命，那末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国际”必须在任何地方都公开站在爱尔兰一边，而总委员会的任务则是要唤起英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和人道的问题，而是他们自身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在往后的几年中也为完成这个任务花费了极大的精力。 “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6日到1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 这次大会虽然比以前或以后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人数都多，但仍然具有明显的地方性质。比利时人占了出席人数的一半以上，法国人占了1／5左右。在11名英国代表中有6名是总委员会的代表；除了埃卡留斯、荣克和列斯纳以外，还有英国工联代表鲁克拉夫特。瑞士只有8名代表，德国总共3名，其中还有代表科伦支部的莫泽·赫斯。得到出席大会的正式邀请的施韦泽因正值有几宗审判案件待处理而未能成行，但是他通过书面声明说，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拥护国际的宗旨。据施韦泽说，只是由于德国的结社法令，联合会才未能正式参加“国际”。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各派了一名代表。 据马克思自己说，他根本没有参加起草布鲁塞尔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案。但是他对大会的进程并未感到不满——这不仅因为像在汉堡和纽伦堡两地一样，工人阶级在这里也对他的科学劳绩表示了感谢，以致无论从个人来说还是从事业的利益来说都给了他很大的满足；而且也因为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对总委员会的一切控告都被大会驳回了。但是他把大会的一项有关日内瓦大会时便已提出的问题的决议称为“胡说八道”；这个决议说，应该用普遍停止工作、即各国人民罢工的办法来阻止战争的威胁。他最没有理由反对的一项大会决议是同不久后在伯尔尼召开自己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自由同盟的彻底决裂。这个同盟曾向“国际”建议联合，但是从布鲁塞尔得到一个冷淡的回答：它没有合理的存在理由；它应该劝告自己的盟员参加“国际”的各支部。 曾经出席和平自由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布鲁塞尔大会前几个月参加“国际”的米哈伊尔·巴枯宁，特别坚决地主张这种联合。在联合的建议遭到拒绝以后，巴枯宁企图怂恿和平自由同盟通过一个旨在摧毁一切国家并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各国的自由生产团体的联盟的纲领。但是他依然是少数派，在这个少数中也有约翰贝克尔。巴枯宁依靠这个少数派成立了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同盟虽然提出了整个加入“国际”的任务，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就是在一切人的普遍平等和道义共同性的伟大原则基础上研究各种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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