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26)_虚阁网

二六

　　马克思大体上认为，预定186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公开代表大会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他不无理由地担心，在大会上会发生口舌之争。费了很大的力气他才征得大家的同意，暂不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而在伦敦召开一次非公开的预备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只召集主要委员会的代表来筹备未来的大会。作为必须事先达到这样的协议的理由，马克思举出了英国的争取选举改革的运动，法国已经爆发的罢工，以及由于比利时刚刚通过的关于外国人的法令而不可能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的情况，伦敦代表大会从1865年9月25日开到9月29日。会议首先研究协会的财力状况，然后分别听取了关于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的工运状况报告。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提议于1866年9月10日在日内瓦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地点得到一致通过，但召开日期由于法国人的坚持而提前到5月的最后一周。法国人还要求，凡是持有会员证的人都有权出席大会并参加投票。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因为他们对普遍选举权就正是这样理解的。

　　经过一场热烈的争论之后，才通过了特别为克里梅尔和埃卡留斯所主张的、只有代表才有权出席大会的制度。

　　马克思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献给了国际事业。这给他个人造成了不愉快的结果：他由于无暇谋生，因而生活重新陷入窘境。

　　7月31日他就不得不写信告诉恩格斯说，他一家人两个月来全靠典当维持生活。“老实说，我宁肯切掉我的大拇指，也不愿给你写这封信。每一想到半生过着依赖别人的生活，简直感到心灰意冷。在这种时候，能够使我振作起来的唯一思想，就是我们俩是分工合作的，而我的任务是把时间用在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务方面。的确，以我的情形而论，我目前的住房是太贵了，而且这一年我们的生活也比过去任何时候过得都好。但是，这也是我的孩子们能够保持种种的交谊和关系，从而使他们的前途有所保障的唯一方法，至于应当使他们在饱经忧患之后哪怕得到短期的补偿，那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从纯商人的眼光看来，过一种纯无产者的生活在现在说来也是不合适的，——如果只是我们夫妻两人，或者如果都是男孩，那倒也无所谓。我想你也定会同意这种看法。”恩格斯立即给了他所需的帮助，但是几年之内马克思还是重新陷入了穷困和琐碎的生活操劳的夹攻之下。

　　几个月以后，由于洛塔尔·布赫尔在1865年10月5日的来信中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想请马克思给《国家通报》写一些关于论述金融市场动向的报告，但马克思拒绝了。从那时起，报刊上就常常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俾斯麦是不是想通过布赫尔的信来收买马克思。

　　马克思为国际和他自己的科学著作所做的繁重工作，使他在生活上倍尝艰辛，而比这更坏的是他的健康日益恶化。1866年2月10日恩格斯写信给他说：“为了摆脱这个可恶的瘤，你确实应该稍微合理地安排一下暂时放弃夜间工作并且过一种比较规律的生活吧。”马克思在2月13日回信说：“昨天我又躺下了，因为左腰上又生出一个恶性的瘤。倘若我多少有点钱，来供养我的家属，倘若我的书已经完成，那末即使我今天或明天被抛到剥皮场去，换句话说，一命呜呼，我也会毫不在乎的。但是在上述情况下我还做不到这一点。”一星期后恩格斯接到一个可怕的通知：“这一次可真有生命的危险。我的家人还不知道我的病情的严重。倘若再照这样发作三四次，我就要完了。我非常消瘦，并且衰弱得很厉害，但不是在头部，而是在腰部和腿部。医生说得完全对，过度的夜间工作是此病复发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不能告诉这些先生们——告诉他们也是无济于事的——迫使我养成这种恶习的原因。”但是恩格斯还是坚持要马克思到马尔盖特海滨去休养几个星期。马克思在马尔盖特很快就恢复了饱满的情绪。

　　正当马克思在马尔盖特休养的时候，笼罩着德国上空的战争阴云发出了第一道闪光。4月8日俾斯麦同意大利缔结了对付奥地利的攻守同盟，并在第二天向联邦议会提出了在普遍选举权的基础上召开德意志议会，以便由德意志各邦政府共聚一堂讨论全联邦改革的提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表明，他们对德国的现实情况非常陌生。他们的判断游移不定。4月10日恩格斯在谈到俾斯麦召集德意志议会的提案时写道：“只有像他这样的蠢材，才会相信这对他会有丝毫的帮助”

　　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够按照计划在决定德国命运的科尼格列茨会战时期召开。虽然这个新协会成立的第二年比第一年有了迅速得多的发展，但它还是不得不把会期再一次推迟到9月。

　　日内瓦开始成为协会在大陆上的最重要的中心。

　　马克思本人不亲自出席大会，因为他的科学著作不许可他再中断下来。他认为，完成这部著作要比他亲自参加任何这样的代表大会对工人阶级说来都更为重要。

　　但是他仍然花了许多时间来设法使代表大会能够顺利进行；他为伦敦的代表拟定了一份备忘录，并且故意把它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可以由工人直接进行协商和采取共同行动，并可以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提供直接的养料和动力。”

　　大会由荣克主持，在60名代表参加下从9月3日开到9月8日。马克思觉得大会整个说来比预料的开得好。只是对“巴黎的先生们”做了辛辣的评论。

　　在大会的一些纲领性的声明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劳动保护法和工会的决议。大会提出一个原则，就是工人阶级必须争取到保护劳动的法律。大会还做出了关于工会活动和作用的有关决议。

　　马克思没有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因为在他看来，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要比参加任何代表大会对工人说来都更为重要。他这里考虑的是从1866年1月1日开始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辞和誊清工作。开始时工作进行得极为迅速，因为他“在长期的阵痛之后，当然愿意享受一下舐犊之乐”。

　　这种阵痛所延续的年份几乎比生理上孕育一个婴儿所需要的月份多了一倍。马克思有充分的理由说：或许从来没有一部这样的著作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他曾一再为他的著作定下完成的期限：在1851年是“五个星期”，在1859年是“六个星期”。但是这些计划都被打破了，因为他的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和无比的认真态度，不断地驱策他去做新的探索。甚至他的最忠实的朋友的执意规劝也未能使他在这方面有所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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