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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第四章 亡命布鲁塞尔

  被逐出巴黎之后,马克思带着他的家人迁居布鲁塞尔。恩格斯担心他在布鲁塞尔也会遇到麻烦。确实,马克思在那里从一开始就受到刁难。

  马克思在给亨利希·海涅的信中说,他刚一来到布鲁塞尔,就被传到“社会治安机关”去,要他提出不发表评论比利时政局的任何言论的书面保证。马克思坦然地签署了这个保证,因为他既不打算、也不可能过问这些事情。但是,普鲁士政府继续向比利时当局提出驱逐马克思的要求。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就在这一年(1845年)的12月1日脱离了普鲁士国籍。

  在当时以及后来,马克思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其他国家的国籍,尽管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了对他表示敬意曾在1848年春天向他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像海涅一样,马克思不愿取得外国国籍;而弗莱里格拉特,这位常被人们提出来给这两个“没有祖国的人“做德意志爱国主义榜样的人,在亡命英国期间,却毫不犹豫地归化了英国。

  1845年春天,恩格斯也到了布鲁塞尔。两位朋友一起到英国去,为了研究英国而在那里作了6个星期的旅行。马克思在巴黎时已经开始研究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而在这次旅英期间,他更深入地研读了英国的经济学文献。但是据马克思自己说,他这一次只读了一些在曼彻斯特能够弄到的书,以及恩格斯所收藏的著作和抄本。

  在这次旅行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开始合写一部著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后来言简意赅地写道:“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清算一下我们过去的哲学信仰。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稿子已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把原稿留给老鼠用牙齿去批判了。”老鼠当真完成了这个任务,不过原稿残留的部分也足以说明,为什么作者本人对于自己的不走运并未感到十分伤心。

  如果说他们过去清算鲍威尔兄弟的那部过于详尽的著作对读者说来已经是一个够坚硬的胡桃,那么这个篇幅达50印张的两厚册巨著就是更加坚硬的胡桃子。这部著作的标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恩格斯后来根据回忆断定,单单是批判施蒂纳的那一部分,篇幅就有施蒂纳本人的书那样大。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已经出版的片断,证明恩格斯的记忆是不错的。这部著作甚至是比《神圣家庭》中最枯燥的部分都更加冗赘烦琐的“超论争”。此外,虽然这里也有时出现沙漠中的绿洲,但比起《神圣家庭》来要少得多。而当辩证法的锋芒在个别地方显现的时候,它也很快就被琐碎的挑剔和咬文嚼字的争论所代替了。

  当然,我们现在的鉴赏力比那时是更苛刻了。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一切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较早期的和较晚期的著作,甚至就是同时的著作,都足够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是具有进行精辟锋利的批判才能的,而且他们的行文向来绝少冗长烦琐的毛病。这一次的情况可以这样来解释,即当时这整个思想斗争是在少数人的小圈子里展开的,而且这些人又大都非常年轻。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鲍威尔、施蒂纳以及其他玩弄纯思维把戏的老伙伴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使用的那种笔调,大抵也出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费尔巴哈说了些什么,那一定是更有教益的,因为在这里问题会不仅仅限于纯粹否定的批判。可惜,该书的这一部分始终没有完成。不过,马克思在1845年所写的而由恩格斯在几十年后发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警句却在这方面使我们有足够清楚的了解。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里面发现了他在学生时代从唯物主义的始祖之一德谟克利特那里发现的同样缺点:缺乏“能动的原则”。按照马克思的见解,以往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整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

  换句话说,费尔巴哈在抛弃整个黑格尔时,把不该抛弃的东西也抛弃了。任务是在于,把黑格尔的全部革命化的辩证法从观念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来。

  还在巴门的时候,恩格斯就以他所特有的果敢作风写信给费尔巴哈,请他站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费尔巴哈作了友好的回答,但是拒绝了——至少是在当时——他的建议。于是恩格斯希望,届时将“说服”费尔巴哈务必也搬到布鲁塞尔来。同时,恩格斯介绍费尔巴哈的一个学生海尔曼·克利盖去见马克思,说他是一位“出色的鼓动家”。

  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去莱茵,而他不久后发表的著作表明,他根本不会脱掉自己的“旧靴子”。费尔巴哈的学生克利盖也令人大为失望。诚然,他曾经把共产主义学说远涉重洋地带到美国去,但是他在纽约的胡作非为,对那些开始集结在马克思周围的共产主义发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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