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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在巴黎的岁月里，马克思醉心于法国的文化气息中，如痴如狂地读书和工作，并着手研究法兰西文化；这段时期对于他后来即1875年撰写《法兰西内战》奠定了文化思想基础。还在《莱茵报》时就表示了这种意图——提供了最广阔的机会。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丰富得几乎令人目眩的思想和人物的图景。精神园地中到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甚至像《辩论日报》这个从政府领取丰厚津贴的、当权的金钱贵族的老牌机关报，也不能完全置身于这个潮流之外，虽然这一点只不过表现在它发表了欧仁·苏的一些所谓社会主义的庸俗小说一事上对法国革命和历史的研究，使马克思获得了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本质的知识，他论述了阶级的存在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不过是走向一切阶级消灭、走向无产阶级的社会的过渡阶段。这一系列思想是马克思在他流寓巴黎的时期发展起来的。 大概当马克思还在德国的时候，至少是当他还从哲学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他就已表示反对关于未来的空论，反对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反对树立教条主义的旗帜，反对认定研究政治问题有失身份的“过激的”社会主义者。他证明，光是思想力求趋向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也必须力求趋向思想。而他所提出的这个条件实现了。在1839年的最后一次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开始沿着三个方向接近起来。一方面是在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党中接近起来。这个党从社会主义方面来说是相当薄弱的，因为它是由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更大的一批群众集合在卡贝所举起的工人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最后，从无产阶级内部发出了洪亮的声音，这声音清楚地宣布：这个阶级已开始成熟。 马克思还在《莱茵报》时就知道列鲁和蒲鲁东；这两个人作为排字工人，都是属于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当时就表示过要切实研究他们的著作。他之所以对他们的著作感到兴趣，这特别是因为列鲁和蒲鲁东极力想把自己的理论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虽然他们是带着很大的误解这样做的。马克思本人证实，他曾和蒲鲁东进行长时间的、常常是通宵的谈话，竭力给蒲鲁东讲解黑格尔哲学。他们接近过，但不久又分开了。但是在蒲鲁东死后，马克思心悦诚服地承认，蒲鲁东的初次登场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而他本人无疑就亲自感受到这种推动力。蒲鲁东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抛弃了一切空想，把私有财产称做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并对它进行了彻底而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在流寓巴黎时期，他的妻子给他生下了第一个女儿，然后带回祖国去向亲属们显示。马克思同科伦的朋友们仍然保持着旧有的关系。他们给他寄了1000塔勒，这大大帮助了马克思，使他在这一年里获得丰硕的成果。期间，马克思同诗人亨利希·海涅来往很密切；1844年之所以成为诗人创作生活的高峰，多少是应该归功于马克思的。马克思是《冬天的童话》、《织工之歌》以及一些讽刺德国专制君主的不朽诗篇的教父之一。他和这位诗人的交往总共不过几个月，即始终忠实于他，甚至当庸人们咒骂海涅更甚于咒骂海尔维格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海涅在病中违反事实地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证明他从基佐内阁领取津贴是无可指责的时候，马克思宽宏大量地保持了沉默。马克思几乎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曾经梦想过诗人的桂冠，因此他始终保持着对诗人的深切同情，宽容地对待他们的小缺点。他认为，诗人都是一些古怪的人物，必须容许他们自行其事，而不能用常人或者甚至非常人的尺度来衡量他们。要他们歌唱，就必须恭维他们，而不应对他们严加批评。 此外，马克思不仅把海涅看成一位诗人，而且也把他看成一位战士。 在晚年，马克思常谈到他流寓巴黎期间那些关怀过他的“俄国贵族”。他说，俄国的贵族们都在德国上大学而在巴黎渡过青年时代。他们总是如饥似渴地追求西欧所提供的最极端的东西；但是这不妨碍他们一踏进衙门就变成坏蛋。 由于1844年1月出版发生的每周两期刊物《前进报》猛烈攻击柏林的“基督教德意志的蠢材”，普鲁士政府要求法国把《前进报》的编辑和撰稿人逐出巴黎，这样，包括马克思、巴枯宁、贝尔奈斯都逼迫离开巴黎。马克思迁居到了布鲁塞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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