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101)_尼克松

一〇一

　　他回国以后，风趣地对内阁说：“我得到的消息说，我不在国内的时候，财政部勾销了对这个湖的初期工程拨款一百万英镑的项目。是这样吗？”他的部长们告诉他说，一点不错。他答道：“噢，那我是否可以说，现在由于部长们的一致同意，这个项目又列入了？”第二天早晨，这个工程果真动工了。

　　在《伟大的同龄人》这本书中。邱吉尔写道：“伟人的标志之一，是他有能力使和他见过面的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有的人通过他们的外表、有的人则通过他们的智慧的力量，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实际上，我所认识的主要领导人都尤其擅长这种越来越少见的、面对面的谈话艺术。我认为这并非巧合。领导工作就是说服工作。一位领导人如果不能成为一位感人的、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谈话者，那他就难以成为一位有说服力的人，因此也难以成为领导人。

　　麦克阿瑟专横的独白、戴高乐雄辩的见解、吉田茂自我解嘲式的幽默、周恩来光彩夺目的诗句，这一切与今天广播电视节目中的闲聊相比，就象伦勃朗与指画法的关系一样，相去万里。

　　他们的谈话，既有风格，又有实质内容；既生动，又意味深长，能在听众中唤起一种对才智的无限尊敬。只有具备这种才智的人，才会有这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谈话。这是成功的领导人确立自己的权力并进行说服工作的途径之一。

　　我在会见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之前，总是期待着会见的时刻早点到来，正象我过去常常期待着一位伟大艺术家的演出一样——事实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要我把战后的某一位领导人列于这类人物的首位的话，那么他将不是一位传奇式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是罗伯特·盂席斯。

　　他的幽默感是犀利的，但不尖酸。他是一位雄辩的警句的创造者，喜欢进行生动活泼的对话，而且是一位耐心的听众。

　　更不寻常的是：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善于写作的人，往往不擅言辞：善于演讲的人，又往往不善于写作。很少有人象邱吉尔、伍德罗、威尔逊和戴高乐那样，两者兼美。不过，对一位要在政界崭露头角的人来说，在公共场合和私下谈话中都擅于辞令，这比善于写作更为重要，实际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由于盂席斯工于辞令，很少有人愿意在公开场合与他辩论。

　　从早年起，他就象邱吉尔一样认识到，对于不友好的问题或评论，用随手拈来的遁词去对付，比冗长的辩护或解释要有效得多。在他担任总理后所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左翼记者嘲弄道：“我想，在您挑选您的内阁人员之前，一定会与控制您的有权势的人士磋商过吧！”孟席斯回答：“那自然罗。不过，年轻人，情把我老婆的名字排斥在这些人之外吧！”

　　这种做法在议会中也能奏效。澳大利亚议会中还保留着少许边远地区的粗俗话，这使孟席斯有时感到很厌恶。有一次，一位国会议员抱怨孟席斯说话时夹杂着一种优越感。他答道：“要是考虑到我在这里有您这样的伙伴，我的这种做法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又针对另一位国会议员说：“这位尊敬的议员真是神思驰骋，可惜是在日薄西山的时候进行的。不然的话，他的这次神游也将是大有教益的。”工党人士由于经常受到这样的讥讽，因此该党曾经告诫它的成员不要与孟席斯再作这种不必要的交锋。

　　1941年，孟席斯遭到他的党的抵制。这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他后来曾说：“这是毁灭性的一击。一切都完了。”四十年代期间，盂席斯在从政治上默默无闻的境地卷土重来时，对他的抨击者——尤其是报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健康的、愤世嫉俗的姿态。他并不伯与他们进行勇敢的交锋。在一次重要的新闻界的集会上——与华盛顿的橄榄球俱乐部午餐会相类似的集会——盂席斯在忍受了两小时的无情嘲弄之后，起而向报界祝酒，说他们是“我们联邦中赚钱最多、又最为无能的劳动者”。有一次，他向我吹嘘说，他以一种“明显的蔑视态度”来对待新闻界，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盂席斯也蔑视商界的抨击者，尤其是在他不当权的漫长岁月中抛弃过他的那些人。他对我说：“这些商界的典型代表们总是这样，坐在扶手椅上，对失意的政治家落井下石。”他还说，他懂得在输给工党之后杀回马枪时的滋味。他微笑着说：“他们说我赢不了啦。”

　　然而，在1949年，他以行动证明他们错了。

　　孟席斯经常对我说，政治家必须脸皮厚。他还针对我们脸皮最厚的总统之一——林登·约翰逊——说过一些颇有见地的话。尽管他对约翰逊的能力很敬重，说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但在六十年代中期，孟席斯就觉察到这位得克萨斯人过分热衷于公众舆论和新闻界——在他后来担任总统期间及以后，这些舆论却使他吃尽苦头。孟席斯对我说：“现在，您和我都知道报界无关紧要。过去我经常对约翰逊说，‘对这些家伙写有关您的东西，都不必神经过敏。您是被选出来做事的；他们却不是。他们只代表自己说话，你却代表人民说话’。”

　　喜欢谈话艺术和努力进行实践的盂席斯，还尖锐地指出了约翰逊的另一个大弱点：他闲耽不住，那怕是一会儿。孟席斯说：“您可以感到，他的注意力总是不集中。在谈话过程中，他总是抓起电话筒。”

　　约翰逊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有三台电视机，他可以同时收看三套节目。相反，孟席斯的管家告诉我，这位总理在论战期间从来不读谈到他自己的报纸。她说：“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一旦他们停止辱骂我，我知道我就完了’。”

　　孟席斯是美国政治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我的第一本书《六次危机》中，有谈及我1960年与约翰·肯尼迪进行电视辩论的内容。当我向孟席斯赠送这本书时，他给我复了一信，说，他至今仍然认为我同意进行辩论是一个错误。信中还写道，“我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您输了才这样说的……我在电视中看过你们的两场辩论。就这些辩论本身而言，我觉得您是赢了的。但由于在选举运动开始时，您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许多人对您的了解比对肯尼迪的了解要多三倍，而他只不过是在东海岸闻名而已。因此，我当时就想，现在仍然这样想：您与他一起在观众众多的电视屏幕上辩论，最大的后果之一，只能是使他与您一样出名。请恕我冒昧直言，我认为，您此举无异于将王牌拱手相让。”

　　他写这封信之时，我刚在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竞选中失败。因此他还写道：“我相信，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您在政界的消息。”末了，他免不了又用一句妙语来结束那封信：“请向您的夫人致以热情的问候。她与我的夫人一样，由于支持搞政治的丈夫，应该得到一枚金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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