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100)_尼克松

一〇〇

　　新加坡的繁荣来之不易。除了人力以外，这座城市的唯一“资源”就是它在战略上的重要位置了——它是国际上的一个十字路口。李光耀以一种轻蔑的口吻，谈起那些依靠开发其矿产资源的矿区使用费为生的第三世界国家，并说：“我们这个地方只有具备克服困难的意志时，才能生存。除了意志和劳动力以外，我国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李光耀就职以后，新加坡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来谋生了。多年来作为新加坡工人就业的主要源泉的英国陆军，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撤出。同时，长达两年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联邦亦告失败散伙了。许多人说，这是李光耀企图控制这个联邦所造成的结果。李光耀对此极为失望，他在电视中宣布新加坡退出联邦时，公然哭泣起来。不过，他只是暂时感到气馁。他以一种独特的、爱好使用生动的譬喻的口吻说：“坐在凳子上，比坐在枝条上舒服。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坐在枝条上。别忘了，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新加坡人民拥有的这种枝条却是钢制的。

　　看来，李光耀也常常希望他的人民是钢铁制成的。他规定了年轻男人的头发的长度，公开反对吸毒和不正当的性关系。

　　他告诫人们不要炫耀财富，如炫耀比赛用的汽车和大理石地板。由于他是一位带有维多利亚伦理主义色彩的、严格维护纪律的人，因此一直受到抨击。但他认为，纪律和坚定不移的引导，对减少新加坡三大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及鼓励他们合作共事，都是必要的。他要求他的人民把自己看作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这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使新加坡成为其他多民族社会羡慕的对象。

　　象尼赫鲁一样，李光耀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而且怀着强烈向往社会主义的心情回国。与尼赫鲁不一样的是，他对社会主义并不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他认识到，一个社会要提供房租补贴、学校、住房和诊所，就必须有欣欣向荣的经济。李光耀关心他的人民的需要，但他首先关心能够支付帐单的国民经济的需要。他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他对经济问题的态度说：“我们不能两手空空地期望得到一切。”

　　李光耀的许多社会改革是有实际目的的。他在五十年代后期说：“这是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话，新加坡将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如果我们尝试而又失败了，那它也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尝试。”他经常要求政府机关负担自己的费用。这种做法产生了不寻常的结果：国家的邮局赢利了；政府的印刷所也承揽商业方面的活：政府部门中的懒散和浪费现象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里是如此地盛行，但在新加坡却成为主要的罪孽。

　　尽管李光耀对人民的福利至为关切，但在我们会见之时，他却很少向我谈论国内问题。有些领导人也不愿意讨论他们本国的问题，这要么说明他们已被这些问题压服，要么就是象苏加诺一样，根本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但李光耀并非如此。他毋需谈论新加坡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把新加坡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在担任总统初期，曾派我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作一次周游世界的实地考察。他回到白宫进行汇报时，对新加坡之行的评论的开场白非常简明扼要。他对我说：“新加坡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托马斯·杜威州长在1948年总统选举失利之后，曾去远东访问。1953年，在我动身去亚洲之前，他告诉我，他那次访问见到的人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罗伯特·孟席斯。我见到孟席斯时，立即明白杜威为什么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了。孟席斯不仅对影响太平洋地区的问题、而且对影响全世界的问题都了如指掌。

　　这位仕途顺利的澳大利亚总理需要管理好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国家。从阿得雷德人那种英国式的温文尔雅，到大维多利亚沙漠边沿地区的原始荒凉，这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盂席斯的连续任期，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长。他具备处理好任期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切条件。尽管他有着英国上流社会成员特有的那种含蓄和尊严，但他也能勉强地与反对派和新闻界打交道。他具有一种用尖锐、刻薄的言辞来进行反驳的技巧。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但我喜欢美国。”依我看来，他似乎把英国和美国政治家最优秀的品质结合在一起了。

　　实际上，可以说有两位罗伯特·孟席斯。我认识的是“第二位”孟席斯。这位充满自信的、老练的政治家善于利用他的时间。在他的领导下，澳大利亚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发展高潮。但我从未见到过“第一位”孟席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是一位聪明过人、自负傲慢的年轻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他有一副好心肠，但后来被各种事件所压倒了。

　　孟席斯于1939年至1941年及1949年至1966年两次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但他直到第二次任期时，才认清了自己应该捍卫的对象：被遗忘的中产阶级。1941年从他手中接管政权的工党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把中产阶级束缚得寸步难行。孟席斯再度担任总理以后，在不妨碍私人企业的情况下，维护着人民的福利，而且象李光耀一样，鼓励外国新的投资。结果，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经济进一步繁荣起来。1949年到1961年期间，澳大利亚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增长了三倍。同时，孟席斯在外交事务方面，也形成了一套明智的、全面的看法。这种看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澳大利亚应该作为远东的大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孟席斯不当政的年月里，如果他想重新获得权力，显然将会面临巨大的障碍。他在1941年辞职和工党获胜之后，一度信誉扫地，甚至没有被选为议会反对党的领导人。1944年，他组织了自由党。巩固该党、保持对它的控制和向澳大利亚选民宣传这个党的过程，使他的政治技能受到很大的锻炼。

　　象许多其他伟大的领导人一样，在野的岁月使他变得更为坚韧了。因此，他再次掌权时，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的目标也更为坚定了。他被公认为一位杰出的议员，一位强有力的竟选者和能使听众为之倾倒的演说家。人们指责他藐视他的内阁，实际情况却是：他让他的部长们畅所欲言，因为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

　　然而，这一次并不存在到底由谁来掌权的问题了。因此，也不会象二次大战中所发生的那样，存在从内部搞垮孟席斯的政治王朝的可能性。1941年，面对着内阁中的意见分歧，他客气地征询部长们的意见：他应该分别做些什么？1949年以后，他对他的内阁成员予以区别对待。孟席斯最得意的政绩之一，是把堪培拉这座首都城市打扮得整洁漂亮。有一年，他在预算中拨出一百万英镑，用于在首都建造一个人工湖，接着他就动身去英国访问了。他不在国内时，财政部长又把这个项目从预算中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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