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19)_尼克松

一九

　　当周思来和我驱车前往北京机场时，周恩来讲到毛泽东回到离别三十二年的故乡时写的一首诗。他说，这首诗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逆境是良师。我同意这一点，并且指出，竞选失败的痛苦确实比在战争中负伤的痛苦还要大。后看只伤害了身体；前者却伤害了精神。但是，竞选失败有助于发展力量和增强性格，这对未来的战斗是必不可少的。我提到戴高乐不掌权时所度过的十二年有助于铸造他的性格时，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补充说，在整个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的人都不会增长才干。

　　一个伟大的领袖只有逆流而上，而不是随波逐流时才能增长才干。

　　有些政治领导人从未遇到过逆境；有些从来克服过逆境。

　　只有少数人是逆境造就的，戴高乐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对逆境并不陌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伤得如此严重，差一点死在战场上。结果被俘，被囚禁，一直到战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以挽回法国的荣誉。胜利后不久，他又被全国所抛弃。然而，十二年后他又重新执政。

　　当戴高乐从政界退隐后，他就“在野”了。大多数政治家一旦尝过权力的滋味，都舍不得丢弃它。美国有许多参议员在选举中被击败或者退休后不愿回到他们家乡所在的州去。他们宁愿呆在华盛顿，守在权力的边缘上。但是戴高乐从不忘怀家乡，总是口到家乡并从那里汲取力量。

　　科隆贝双城是戴高乐的避难所——在比喻上和实际上都是“原野”。科隆贝双城位于法国香巴尼地区朗日高原的边缘。

　　它离巴黎东南一百二十英里，人口三百五十人，在大部分交通图上找不到这个地名。戴高乐的房子——拉布瓦斯利——有十四间房间，是一座有褐色瓦顶和一端有个六角形塔的白石建筑物，在树木和灌丛的笼罩之中，遮断了过往行人的视线。戴高乐在这个小乡村庄园里同外界隔绝，为了增加他的神秘感，再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环境了。

　　在科隆贝，戴高乐发现如果在最高的职位上可能感觉孤独的话，那么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更加孤独。但是这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他写道：“在这纷繁的大千世界里，隐居原是我所向往的，现在则是我的伴侣。几经沧桑，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满意的呢？”

　　尽管邱吉尔和戴高乐在战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失去了领导权。然而，他们采取极不相同的方法试图重新掌握权力。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失败对戴高乐的教训是：在政治活动中，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很少是直线。1955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退出政治生涯后，他选择了一种超然的、乡绅的生活，几乎没有作过任何努力要求公开露面。他是一位伟大的演员，象多数伟大演员一样，知道什么时候该退场。他也是一位政治大师。直觉告诉他，寻求高位一定得象向女人求爱那样。他遵循法国谚语的教导：“你追她就逃，你退她就退。”象艾森豪威尔一样，他本能地知道，有时得到权力的最好的办法似乎是不要去求它。但是等待不是邱吉尔的性格。

　　邱吉尔继续在议会中领导忠诚于他的反对党，从来没有一个时刻不公开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来夺回权力。两人都成功地夺回了权力，尽管使用的手段不同。

　　在美国政界中，我总是劝告那些渴望得到高位的人们：心里有雄心是一回事，而流露在外面的雄心抱负又是另一回事。

　　对于一个领袖人物，前看是必要而恰当的品质，后者是叫人远避和产生反感的品质。

　　戴高乐每星期一次离开简朴的外省住处——科隆贝，到他座落在巴黎索尔弗里诺街上的办公室和人们约谈。尽管第四共和国的人们反对戴高乐当领袖，却仍有许多热情的人来向他求教他的政治见解。但是他们离去时经常觉得，他从与他们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要多于他们。通过这些会见，戴高乐变成了法国对第四共和国活动方式和失败经过的最好的见证人。

　　他还与狂热地献身于他的拥护者保持接触。这些人在他失败时甚至比他在胜利时更效忠于他。他们是戴高乐极其重要的政治资本，形成了支持他的核心，使他能在时机来到之际抓住机会，重新掌权。当他掌权时，他们也给他以强大的、可靠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危机时刻，对于一位领袖是不可缺少的。

　　他的许多追随者中，更多的是被他本人所吸引，而不是他的思想。在政治上比戴高乐更左的安德烈·马尔罗是如此地被戴高乐的性格迷住，以至于成了一个近乎卑躬屈膝的支持者。

　　在我第一次访华前不久，在为马尔罗举行的一次白宫晚宴后，当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车时，他用崇拜的口吻说到戴高乐：“我不是戴高乐——没有人是戴高乐，”他说：“但是如果戴高乐在这里，我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所有那些理解你正在从事什么的人向你致敬！’”个人崇拜经常随着被崇拜的人去世而消逝。戴高乐主义并非如此，这是由于对戴高乐的怀念，戴高乐主义甚至现在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其作用在减弱。戴高乐在科隆贝居住的年月里，他经常会见这些追随者，培育他们对他忠诚的情绪。

　　最重要的是，在他政治上被放逐时期，戴高乐变得更加聪明起来了。阿登纳告诉一位记者，在科隆贝的那些年月里，“对他好处极大，现在他成了西方最能干的政治家了”。伟大的领袖人物们总是从错误中比从成功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戴高乐在他的三卷《戴高乐回忆录》中重新检讨了自己的行为。在论述他的行动时，常常以检查当时可能采用的别的方案的价值，来重新估价他的行动。为了进行这样的重新评价和自我批评而必须具备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这种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在政治领导人中是少见的。但对于一个试图东山再起的人来说，它又是绝对必要的。

　　戴高乐的一位同僚写道：“写这本回忆录使他成为一个政治策略家”，在他1958年当上总理后不久，这一点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了。他要求议会给他处理国家危机的特权。旧日的戴高乐本来会要求议会给他这些权力，并用辞职作威胁，而新戴高乐知道安抚的重要性。他这个政治技工深深懂得，如果给机器加油，它就会运转得更平稳。

　　当他来到议会时，他对议员们尽情打趣逗乐。在休息时，他亲切地和他们聊天，来争取政敌。他向他们保证说，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着“使共和国更强大、更健壮、更有效和坚不可摧。”他恭维他们说：“我想要你们都知道，今晚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我是感到多么荣幸和高兴。”听了他这番话之后，那些竭尽全力试图阻止他重新掌权的议员们都目瞪口呆。他们鼓掌喝采，同意给戴高乐想要的权力。

　　戴高乐也能透彻地分析美国的政治。在1960年访美期间，他对美国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小心翼翼地不表示出站在哪一边，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些英明的忠告。

　　他告诉我，他知道我作为副总统，将要并且也应该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绩基础上进行竞选，但是我要得到他认为时代要求我得到的位置是困难的。他非常强调地说：“你必须用建设‘新的美国’作纲领来竞选”当然，我不能这样做，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象是批评现政府，而我本人也正是这个政府的一员。但是，忠告是正确的。肯尼迪就是以“新的美国”这个主题来竞选的，而结果他获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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