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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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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获悉，他为这次会见所作的讲话一直到那三个问题，事先都写好了讲稿，而这些问题是他的新闻官员们事先在某些记者中布置好了的，他事先记住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布置好的，这似乎有一种催眠作用。在戴高乐结束会见后，经常用藐视口吻谈论这位法国总统的波伦只是摇头惊呼：“多么令人吃惊的表演！” 他对其他公开集会也同样重视。1969年，戴高乐在为我们来访的代表团而举行的国宴上，发表了一个似乎是即席的流畅的祝酒词，因为他面前没有讲稿。事后，我的一位助手称赞戴高乐发表长篇讲话时始终未用讲稿的才能。戴高乐回答说：“写下了讲稿，把它记在脑子里，然后把纸扔了。邱吉尔经常这样做，但他不肯承认。” 戴高乐虽然是一位善于做作的能手，但是他在同我历次的会见中从来没有运用过这种才能。我从未见过他提高嗓门说话。他从来没有企图用吓唬，或者虚张声势的办法使别人接受他的意见。如果他不同意某种意见的话，他会把它抛开，而不是假装同意。当他对某件事深有感触时，常常作出几分强调而又优雅的手势。他的思维质朴而又明快。这一点反映在他的公开的和私下的谈话之中。他从不草率地谈论和思考问题。他下的结论不一定正确，但他有罕见的从头到尾思考问题的才能，最后用令人非信服不可的、有说服力的逻辑来表达他的观点。 新闻报道上经常出现一些头发整齐而油光脸滑的政治家，在这样一个时代，值得人们回忆戴高乐是其中第一个达到顶峰的人物。夏尔·戴高乐在无线电广播中创造了戴高乐将军的形象。许多领导人已擅长使用电子新闻工具，但戴高乐的出色成就却堪称先驱，在他号召法国人民奔赴他的事业时，无线电波是他利用的唯一的讲台。正是通过在伦敦发出的无线电广播，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年月里，成了法国传奇式的人物。 他在五十年代后期重新掌权时，电视正成为杰出的宣传工具。戴高乐登场了。他认识到电视可能给人带来眼花缭乱的效果，正如他后来听说的：“突然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使你能在任何地方出现的工具。”他知道为了在电视中取得成功，必须改变自己的风格。他本来总是照着讲稿宣读广播讲话的。“但是，现在的电视观众在广播里听到戴高乐的声音的同时，还可以从屏幕上看到他，为了忠实于我的形象，就要象面对面谈话那样，不用讲稿，不戴眼镜……”他写道。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无情的灯光下，孤零零地一人坐在桌子后面，表情必须使人觉得生动而自然，不用借助有损自己形象的过多手势和不切场合的怪相来吸引观众的注意。 他讲演的口才是出色的。他的低沉而爽朗的声音和他安详自若的风度结合在一起，使他给人一个鲜明的父亲般的形象。 他操法语就象邱吉尔操英语那样，华贵而豪放。这是一种古典的、近乎古代的法语。他口齿清晰准确，余音回荡，我想甚至没有学过这种语言的人也会理解他的意义。 在一次戏剧才华大放异彩的场合——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和将军们向他的权威挑战时，他身穿将军服，在电视屏幕上向全国广播。许多美国评论家嘲笑这种举止，并称之为老掉牙的戏文。他们不可能理解穿着将军服的戴高乐能拨动所有法国人心底深处感情的琴弦，并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这种团结只有在最困难时刻盼望好日子来临时才存在。 但夏尔·戴高乐并不是光靠象征、口才或演技来创造戴高乐将军的。还靠他在公众中露面的全部场面——依靠情节、背景、精湛的表演技巧、常常由他自己编造的巧妙的双关语的准确性等等，去争取各种观点完全不同的人群的支持，因为他的讲话对兴趣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戴高乐将军是一个门面、但不是假门面。它的后面是一个有热情、智慧和训练有素的人。这个门面象是一座大教堂前的雕塑，而不是好莱坞的那种背后空无一物的骗人道具。 神秘可以诱惑人但是不能吸引人。为此，领袖人物需要的是戴高乐称之为性格的东西。大多数人把品质看成是道德的力量和坚韧性，但是戴高乐给领导的品质下的定义是强烈的愿望和发挥自己意志的内在力量。他说：“把一个人放在他同辈之上，只有在他能够用他来自性格的、给共同的任务以推动力和完成任务的把握时，才可说得上合理。” 戴高乐在文章里说，在面临事物的挑战时，具有性格的领袖就躬身自问，只依靠自己。具备这种“追求独立自主”精神的领袖，“在困难中可以找到特殊的乐趣”，因为只有在和困难搏斗的时候，他才能检验并扩大这种精神的极限。他在作出决定时毫不畏缩，而是采取主动，大胆地去迎接这种时刻。 他写道，有性格的领袖能使集体的努力秩序井然。“统洽集团中自命不凡的笨蛋们”——脑海中一直想着如何保住他们的等级地位和职务的军人们和部长们，永远不能博得别人的信任和热情。因为“他们是寄生虫”，他们夺取一切，而什么也不给别人；他们是群软骨头家伙，两腿永远发抖，他们是些跳娃娃，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毫无顾忌地背叛变节。 他又写道，只有在那些用行动证明自己品德的、勇于正视并克服困难的和“不借一切牺牲的”领袖们才能赢得群众。他还说：“有这种性格的人辐射出一种磁力。对追随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是取得最后胜利的象征和希望的化身。” 具有性格的人，首先不是博取他上级的欢心，而是极力忠于自己的职守。他那带刺的个性和不讲情面的行动，使他得不到那些不懂得应该使用有坚强意志的下属的上级的宠爱。他写道：“国家最好的公仆，无论他们是军人还是政治家，极少是那些最温顺的人们。主人必须具有主人的智慧和勇气。最糟糕的政策是不任用性情梗直的人。理由呢，充其量只是他们难以相处罢了。和睦相处的关系，在事情顺利的情况下什么都好，但是到了危急时刻就要导致灾难。”这可能是在下意识地描绘他自己。 戴高乐经常劝告其他领导人要坚强，要依靠自己，最重要的是独立自主。戴高乐向对他怀有深切敬意的伊朗国王说：“我对你只进一句忠言，然而却是很重要的一句：把你的全部力量投入维护独立自主上去。”1961年，他劝告肯尼迪总统采取一项一直在指导他的行动的原则：“只听从你自己的！”1969年，我们乘车从机场进入巴黎市区时，他转身朝着我，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你看上去年轻、精力充沛、大权在握。这很重要，要保持下去。” 戴高乐的战时领导，体现了他关于性格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巨任务摆在他面前时，他显示出了非凡的热忱。在这点上，戴高乐很象毛泽东。当面对重大考验时，这两个人似乎都承担起建立新生活的使命。但是，不同之处是，毛泽东打乱旧秩序以发动斗争，戴高乐是用斗争求得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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