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传(59)

五九

　　1934年6月，罗斯福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签署了一项白银购买法。它规定美国政府购买白银的数量要达到美国货币储备的1/4，或当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已升高到1.29美元一盎斯时才停止购买。这样在该法生效后的3个月内，中国的白银外流量就增加了7倍，致使现金枯竭，工商业大受迫害。于是南京政府开始向华盛顿求救或抗议。罗斯福和摩根索原打算拟定一份满足或照顾中国方面要求的方案，但慑于国会中的白银派议员的声威而不得不罢休。罗斯福还进而回拒了国务院关于改变白银政策以拯救中国财经危机的建议。

　　他还为美国的白银政策冲击中国财政制度辩解，说此举也将可能产生某些积极后果，＂中国这个地方向来是我所讲的＇圣殿里的银钱兑换商＇之类的人的麦加。这伙人仍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要把他们彻底清除掉得花上许多年的工夫，或许要经过几次革命才办得到……我倒倾向于认为这些＇银钱兑换商＇是咎由自取。我看加速中国的危机——可以迫使中国人民一步步地发奋图强，不再完全依赖日本和欧洲——总比迁就经济上处于险恶的形势好一点，而且哪一种迁就都意味着腐朽的局面苟延残喘，贻害新的一代人。”最后，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告诉他，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确实已使中国的银行纷纷破产，并使平民间的工商业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罗斯福发表了如下意见：

　　白银问题既不是中国人过去，也不是他们现在或将来的症结所在。在那儿有许多力量不是你我所能了解的。但是，至少我知道，对我们西方人来说，他们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不要让那些所谓数字或事实把你们引入迷宫，让你们去相信西方文明的行动能够对中国人民有很深的影响这类说法。

　　这段话客观地反映了罗斯福总统的中国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内部的某些人寄望于罗斯福调整既往的对华政策是何其幼稚和一厢情愿。这部分中国人忽略了一个常识性的大前提，即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毫无例外地基于美国国家或民族当时的切实利益。这类人自晚清时代以降就先后出现过几批，他们既沉浸在被掺杂了大量想象的所谓美国在华的工商业利益的神话中，又进而不时尝试着将这种被放大的美国在华利益转换成一种对付内忧外患时可资利用的战略财富。因此，他们经常因来自美国方面的支持远远少于他们的期望值而迷惑和沮丧。这种落差源于中美两方政治家们所遵循的不同的逻辑或价值取向。

　　实际上，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中美两个大国在对方的历史中仅仅扮演了一个相当次要的角色。那种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友好关系＂或美国＂在华拥有可观权益＂的观念不过是一个具有极大遮蔽功能的神话。这个神话遮蔽了美国到底在中国有多大或多重要的权益这样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事实，并进而遮蔽了美中相互之间仅存着极为有限、并且远比美日相互之间要小得多的吸引力这样一个事实。在30年代，美国在远东的全部投资不过占它的全部国外投资的百分之五六，而其中有40%是在日本，仅有不到20%的直接投资在中国。也就是说，美国在中国的全部投资仅占它的全部国外投资的1%左右。

　　同时，美国在华的金融投资只占在华外资总额的极小部分，远远小于10%。在外贸方面，30年代的美日贸易占美国外贸总额的百分之八九，而美中贸易（即使加上已沦陷的满洲）还不足此数的一半。美国全部远东外贸的2/5是同日本进行的，只有不足此一半的数额是同中国进行的。另外，美国在华投资中尚有大约4000万美元是教会方面的。正因为上述事实，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欧洲总是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其次是拉美。在它的对亚洲的政策方面，也总是美日关系摆在美中关系的前面。美国在远东实际利益的分布情况决定了这个序列的天经地义，决定了美国政府在制订对外政策时所依据的是一种＂近乎直觉的简单反应＂，决定了美国在中日争端中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必然是倾向于美日关系正常化的＂中立＂。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远东国家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发展景观也影响了美国人民、国会和罗斯福对日中两国的不同价值判断，并进而影响了罗斯福政府对待中日纠纷时所持的标准和方式上的双重性或不一致性。到了30年代，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仍不外是烟枪、缠小脚、洗衣铺、异国情调的餐馆或赛珍珠的畅销书《大地》中描写的淡泊寡欲的农民，那里的政府野蛮、贪婪且草菅人命，所谓社会革命也不过是暴民登基的标记。这种中国观在哈罗德·艾萨克斯的《我们觉得无足轻重的国家：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和印度的形象》一书中得到了典型的反映。人口高达5亿的中国人似乎总是与无休无止的匪乱、饥馑、贫穷、疾病、愚昧纠缠在一起，交织成没有几个美国人所了解的真实的中国。

　　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顶多不过是我们觉得无足轻重的人们，其同情中带有居高临下般的贱视和厌恶。开国总统华盛顿直到1785年才了解到中国人不是白种人，并因此而惊异不已。据1942年的某次美国民意测验，有60%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在地图上的确切位置。而同样是被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日本，以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作为变革维新的契机。在短短30年间，就由一个连3000万人口也养不活的疲弱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封建国家，一跃而为远东的强国，并渐次成为兼容东西文明特质并在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体制方面呈示出新的生态景观的国家。并且，在国际交往的渠道、手段等方式上渐与欧美强国接轨的日本，在中日争端中应对西方世界的反应时具有更多的灵敏度和便利。这种情势使得美国人民在对待这个已成为欧美强国在亚洲的劲敌时，其反感和不满还夹杂着模糊的认同和理解。

　　罗斯福政府把30年代中前期的国共争战视为落后国家典型的内部混争。鉴于第一手情报的难得、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对待社会革命的病态，罗斯福政府不能够在整体意义上理解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相反地，有些器具真知灼见的报告材料因出自人微言轻者之手而未引起美国国务院的重视。譬如美国驻汉口的总领事沃尔特·亚当斯在1934年的一份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并不完全受苏联的操纵，“更并非像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掩护土匪活动的招牌。恰恰相反，它是日益赢得人心的革命活动，并因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困难而具有不可磨灭的中国特色。”

　　埃德加·斯诺的一系列报道和出版于1937年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纪》）部分地改变了这种情形。斯诺冲破了蒋介石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封锁，有助于澄清国内外的那些丑化中国共产党的传闻。《红星照耀中国》虽然在美国第一版只印了约1.5万册，但这却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出版的关于远东方面非文学类著作的最高记录。罗斯福总统阅读了全书，并被其情节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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