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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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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拒绝摆布 §隐隐风雷动 由于大萧条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历史背景,由于第一次新政不可能在经济复兴方面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在1933年秋天,农产评价格和工业生产再次回落。这种迹近于衰退的下降势头到了1934年春季才被克服。《纽约时报》每周工商业指数由1933年10月的72上升到1934年5月的86。尔后一直到1935年春季,全国经济停滞不前,月复一月,商业活动指示图表几乎原封不动,利润缩减现象继续存在。1934年的国民收入总额只是比1933年高出不到1/4,比1931年少100亿美元,稍多于1929年的1/2。秋天仍有1300万人失业。第一次新政没有也不能给全体美国人民带来好处,很多人甚至还没有受到罗斯福的关注——南方的佃农、老年人、雇工、失业的大学生、农业季节工人、1年只干3个月的钢铁工人、共约700万人的城市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信徒等。这些人急切地盼望美国能够出现一些能够引导他们脱离苦海的救世主。 那些受惠于第一次新政的不同阶层的人们,其一度绝望的恐惧感业已随着境遇的初步好转而消退,生活质量的改善激活和触发了原已被冻结或麻痹的神经,他们不再祈求起码的温饱,他们的期望值开始升高,开始反过来对复兴的不稳定状态感到不满,对新政扶助工农的成绩有限不满。社会心态的这种变异在当时极其自然地发生、蔓延并流行起来。曾经是死水一潭,现在则是激流澎湃。 首先是垄断资本家们。这些曾因自我毁灭式的疯狂投机和盲目竞争而陷于没顶之灾的私营业主,在被罗斯福政府救上岸后,开始挑剔并指责救他们的人没有捞其他们的丝织礼帽,他们已不满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要求解脱束缚。他们对罗斯福曾寄予莫大希望的要求他们出于高尚精神而进行自我调节以及与政府合作的吁请,由不动声色而嗤之以鼻,继而鼓噪嘲弄,"在有钱人的会议室和城郊俱乐部里,总统的名字变得不堪入耳。不论是总统还是他的财政部长都不能在银行家、证券经济人和实业家集会上讲话,而同时却不用担心会招惹麻烦"。他们开始对新政府进行挑战。 几乎与此同时,两党保守派显露出了其一度收敛的敌意,对政府的表现与经济的停滞幸灾乐祸,并在媒界宣传中特别强调两者存在着必然联系。他们甚至对自己以前的行事感到后悔,他们不喜欢新政那样的愿意在预算方面出现比胡佛任内更高的赤字,不喜欢新政用美元搞通货膨胀来弥补赤字,不喜欢新政社会救济项目的规模和华盛顿在许多经济决定中表示的一致意见。对于罗斯福不知怎么从他们熟悉的政党和企业界之外发现并给带到华盛顿来的那些人,他们也深感不安:这些人包括像特格韦尔、莫利、伯利那样的学者,以及像霍普金斯、华莱士、珀金斯那样的社会活动家。一位年长的参议员声称这些人是一种新型人物,根本不能激仆人民对他们的信任。 共和党保守派坚信现有工业和金融体系应不受阻碍地从事活动,它名义上的领袖是胡佛,胡佛批评政府的倾向已由于个人的痛苦遭遇而加强。有些民主党人对政府放弃健全财政这一悠久的党的原则感到不安,预算署署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在1934年8月因此而辞职。也正是在这个月里,一群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在全国委员会前任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1929年党的领导人艾尔·史密斯以及若干杜邦集团成员和其他人的领导下,组成了"美国自由联盟"来反对政府所作的社会实验,他们不怀好意地宣称,罗斯福总统对复兴经济的下一步作法至今尚无一个明确的计划,这是政府陷入困境并不攻自破的明证。激进派的报刊极力反对新政对资方的迁就和照顾,认为这种"经纪人国家"对大托拉斯打击不力,"记录表明,人们能够期望于新政的只有失败"。政治蛊惑家们则抓住这一时机大做文章。然而,生活于这种徘徊不前的经济境况中的人民群众感受最真切,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不断增长的不满和抗争。 值此多事之秋,全国又在30年代中期天灾连年。各大盆地的河流泛滥成灾,无以数计的街区和良田被冲毁。由于无节制的狂伐滥垦,许多地区的地表呈现荒芜性侵蚀,植被生态遭严重破坏,"黑色风暴"旋即肆虐中西部各州。这里经常有这样的壮观的景象:无涯际的高耸入云的尘幕遮天蔽日,并缓缓向东南方推进,道路、棚舍、厂房、机器、庄稼几乎瞬时被沙土掩没。1934年,全国资源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全国有3500万英亩可耕地完全被毁,12500万英亩土地失去了表层土壤,这势必造成了大平原区随时即发的饥荒。 并且,1934—1935整整两年里,各地旱灾连绵不断,得克萨斯州的几个县沦为流动的沙漠,连俄克拉荷马市的食品都带有沙土味。远在东边的孟菲斯,行人用手帕盖着脸。7,000英尺厚的尘雾,使克利夫兰市一片昏暗。从内布拉斯加吹过来的黄沙,透过了白宫的门窗。西部平原的尘屑飘落在大西洋中300英里外大海的船上。这年冬天,新英格兰诸州还降了红雪。夏秋两季气温居高不下。天灾部分地有利于联邦政府实现其减少产量以保证利润、提高购买力的农业调整计划,但对于千万个受害的家庭和个人而言,是一场不亚于大萧条的特大灾难。他们被迫从焦干的沙砾地故土上出走,四处流浪。俄克拉荷马州的逃荒灾民成了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人物原型。小阿瑟·M·施莱辛格说,这些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和铤而走险的穷光棍极有可能在某个杰出人物领导下,闹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或可怕的大动乱。 其实,激进而暴烈的行为已经在全国各地滋长并大有燎原之势。1934年4月,明尼阿波利斯的6,000"暴民"(以卡车司机为首的工人)向正在开市政会议的市政厅窗户里投掷棍棒、石头和煤块。入夏,冲突升级,武装警察开枪击倒工人67人;5月,南卡罗来纳的纺织工人组成飞行中队同警察激战;秋天,丹佛市1,000名靠救济为生的工人,因救济金削减而愤怒地要求撤换州行政官员,并同警察在街头对垒;密尔沃基的电车工人在社会党的组织下,攻击车库,迫使雇主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费城的出租汽车司机焚毁了100辆出租车;得梅因的电业工人举行同盟总罢工,全城在一漆黑暗中陷入混乱的瘫痪;共产党人领导了加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农业工人的罢工;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美国工人党鼓动罢工的电瓶汽车灯具厂的工人与警察和头戴钢盔的国民警卫队搏斗,他们面对刺刀、催泪瓦斯以至排枪扫射,都无所畏惧,最终争得了工会的大部分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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