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31)

三一

　　洛克菲勒基金曾经最引起争论的捐赠发生在1941年和1946年之间，当时捐助40万元给印第安纳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金西博士从事人类性行为的实例研究。他的第一本书《男子性行为》于1948年出版时，此项资料出乎意料地广泛流行和传播引起了对性道德问题的一场全国性辩论。庄严的洛克菲勒基金被拖进了这场论辩。金西博士不惜一切精力论证了他的作品是对人类性行为一项非常必要的研究文件。此外，基金医疗科学处处长阿伦·格雷格博士如此热烈地相信金西的作品，也违反了要“处于幕后”

　　的基金政策，自行替那本书写了一篇热情赞扬的序言，宣称金西的这一调查研究将打破关于性的问题的“保持缄默的密约”。虽然格雷格博士取得小约翰·洛克菲勒的大力支持，他还是遭到那些比较保守的受托人的明显不满。这场激烈的争论超出了受托人委员会的范围，包括了全国的一些神学家、社会主义者和公民领袖。基金对金西报告的支持后来在一次国会调查时遭受了严厉的质询。多次调查于1954年进行，此时洛克菲勒基金已经供给金西的研究大约8919万元。

　　叫人啼笑皆非的是，《男子性行为》出版之后，基金于1954年终止对它的支持时，此举惹得金西本人暴跳如雷，他指责基金已向公众和国会的压力屈服。基金对此的答复是矢口否认。作为一项政策，洛克菲勒基金是不永久支持一个组织或一项事业的，它对金西博士的研究支持已经为时太久，前后13年的年捐总数近90万元。但是对洛克菲勒基金的根本批评，在金西博士性研究内容问题上并不多，多的倒是在基金对金西报告的文化作用和影响的责任问题上。

　　一笔免税的私人基金有什么权利去资助改变或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习惯？这一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作出答案，仍然存在。从而人们相信到这一程度，竟以为金西那些调查报告的确影响和改变了美国的性道德，好也罢，坏也罢，洛克菲勒基金对此应当分担功劳或过错。

　　当约翰第三发起人口统计这个试点计划，引导人去研究远东的计划生育，被受托人委员会拒绝的时候，在洛克菲勒基金内部正在深思熟虑的是一些根本问题。

　　约翰第三当时一定想到，那些受托人主要是年老而保守的人士，但是他过于有君子风度，当然没有这样说出口来。他以熟习的微笑接受他的失败，把他那些想法留在心里。

　　约翰第三并没有在约翰杜勒斯身上失去他对远东的兴趣，杜勒斯是一位国际的开业律师和外交事务权威。由杜鲁门总统任命他充当特别代表，去和日本谈判永久性的和平条约时，他请约翰第三陪同前往，充当文化事务的特别顾问。这一差使立刻引起约翰第三的兴趣。

　　奋身于新的任命，约翰第三在1951年先后去了日本三次，在一大堆安排好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遇见了日本各界和各地的领袖1000人以上。

　　约翰第三温文、谦卑的品格，和他在日本人身上发现的道德精神，举止得体、彬彬有礼等东方传统美妙地紧密配合。他称之为“洛克菲勒因素”的是其他人对他的过于逢迎，在日本人那里并不起作用。人家按他的为人本色而不是按一个姓氏接待他。由于他1951年的推荐，美日两国之间交流了一些知识分子和教员，搞了一项在日本学校教英语的计划，搞了一些把日本的美术和音乐引到美国的计划，在东京盖了一幢日本国际大厦，作为日本人、美国人和从世界各地来的其他知识分子会面的场所。

　　但是，工业、农业、粮食供应、贸易、风俗和道德因素中根本的问题是人口问题。这一主题成了他与政府慈善界和学术界讨论的主要话题。

　　“让我们所有各国的人，包括我国在内，直率地面对我们成倍增加的人口造成的成倍增加的问题，寻求这个向全世界前途作最深刻挑战的答案吧。”

　　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1965年6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向全世界这样讲，阐明一项新的国家政策。他20年来一直把他大部分的日常生活致力于说服美国，而且事实上是说服全世界计划生育、节制生育和稳定人口增长。

　　他力求使美国政府带这个头，但在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个意见，认为政府无权干涉老百姓的私生活，而且没有比夫妇可能决定要多少儿女更为私人的事。

　　世界各地，特别是那些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一直超过经济和农业的增长。此外，由于公共卫生和医药研究的改进，死亡率降低，又助长着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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