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30)

三〇

　　四位专家巡行日本、朝鲜、印尼、菲律宾群岛、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城乡地区，视察了一些设备，与有关公共卫生和人口问题的政府学术界人士进行了会谈，看到了每个国家生活和工作的状况，随后回国写了一份125页的学问广博的报告，报告上说在远东所有的卫生和社会问题中“减少人口繁殖的那些问题最困难又最重要”。

　　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远东生活，而且在贫困和健康不良的情况下生活。只因为死亡率高才阻止了人口激增。贫困、健康不良和人口都处于恶性循环的支配下。减低婴儿死亡率和流行病的公共卫生措施越多，就有更多的人活下来并希望提高农业或工业生产率增加。

　　考察报告说，仅仅减少出生率不会解决远东的一切问题，可是不这么办，在卫生、粮食生产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其他一切改进，即使有成功机会，也是微乎其微。

　　但是，困难之处是如何去减少农业人口出生率。

　　报告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部分——动机和手段。二者都至关重要，二者都易受攻击，而一个也不受到应有的注意。人们要求在教育上作广泛努力以改变社会习惯和传统，从愿望多子多孙改变到对健康的小家庭发生兴趣。在实施任何教育计划之前需要仔细研究范围广泛的各种各样农业人口。但是即使你能改变人们的动机，报告警告说，西方有些人将必须提供节制生育的手段，而且必须便宜、简单、安全、有效。而到1950年那一天为止，任何这样的避孕方法还没有出现。可是，考察报告说，这个问题可以立刻在西方着手解决。报告说，“我们不相信任何其他工作会提供更好的成功机会，对亚洲和全世界人类福利的根本问题作出贡献。”

　　报告虽然写得轮廓分明，有条有理，又有约翰·戴·洛克菲勒第三这样一位权力人士的鼓吹，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不可能马上把稳定远东人口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主要目标计划承担起来。研究小组还逗留在远东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的那些领导就在国内探测有关人口控制的意见。切斯特·巴纳德是基金的理事长，他邀请天主教纽约大主教管区的大主教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到基金会午餐。老于世故的这位机枢主教，一度得知要讨论的题目，就坚持要基金人士去大主教区午餐，他要在自己的阵地上作战。在那里他提出经过考虑的意见，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的、远东的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天主教教会都不会赞成任何一种涉及节制生育的计划。

　　基金内部，在高级人员中间意见也有分歧。多数人反对任何涉及计划生育的重大计划。在高级人员中居卓越地位的那些公共卫生专家，简直不相信人口控制有卫生领域里的工作那么重要。此外，他们还警告这一问题所涉及的风险：要料到他们在天主教有强大力量的国家里会遇到对节育的敌视。那些农业专家相信增加粮食供应比涉及性行为的计划易于取得成就，而且对一些不发达国家有较大好处。此外，当然总有预算的问题。甚至在洛克菲勒基金里，在人口问题上花钱也会意味取走其他工作方面的钱。

　　但是有一次意见分歧是出于对巴尔福博士的尊敬，全体职员赞同一个十分温和的计划。向受托人委员会提出研究锡兰的人口统计和人类生态的建议。可是这个建议，在受托人会议上也遭到了新当选的受托人委员会主席约翰杜勒斯的猛烈反对。杜勒斯是一位诚信的长老会教徒，清教徒派的道德家，他争辩说基金绝对无权插手另一国人民的宗教和社会习惯。

　　受托人亨利杜森是联合神学院院长，也表示反对，锡兰计划就此被那些受托人否决掉。否决基金职员建议的计划，本身就是一桩罕见的受托人事件。信息很清楚，计划生育、生育节制和避孕工作不会是洛克菲勒基金研究活动的领域。

　　约翰第三对建议遭受拒绝既不诧异也不震惊。同任何人一样，他很了解他的受托人同辈。他们全是世界上出人头地、独树一帜、富有权力的人士，不愿意不取一文地坐在洛克菲勒基金的委员会上给洛氏家族的计划盖橡皮图章。

　　基金原来的设想是成立一个独立的专职慈善机构，使受托人能在共同事业上同心协力为全世界的利益扩展他们的影响。但是在内心深处，那些受托人觉得基金依然处在约翰第三父子过渡的阶级。小约翰早在1913年就当基金的第一任总裁，随后从1917年到1939年当受托人委员会主席，1939年65岁时告退。甚至在他告退以后，人们还通过基金总裁的亲密同事雷蒙德福斯迪克的种种行为感到他的存在。出于对小约翰·洛克菲勒的老练和敏感的一切应有的尊敬，洛克菲勒基金一向是“创办人的基金”。

　　无论理论上多么独立，基金的推动力大抵都是洛克菲勒：洛克菲勒的金钱、洛克菲勒的时间和努力、洛克菲勒委派的人员和洛克菲勒的班子。虽然这一微妙的领域没有讨论过，至少没有公开讨论过，它是某些受托人和高级职员所关切的一件事。小约翰在退休时深知这一点，约翰第三也知道，正是为了要把基金组织引向真正的独立，当时才越过约翰第三，选举沃尔特斯图尔特接替小约翰当委员会主席，随后又在1950年越过约翰第三选约翰杜勒斯接替斯图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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