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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辛格与乔治敦区社交界和新闻媒体的密切关系也成为愤恨的源泉,尼克松怀疑他在晚宴上吹嘘自己的成果,炫耀他如何使一个总统危险的冲动得以控制。基辛格在社交圈说的话大部分给添油加醋地反馈上来,这进一步地加重尼克松的疑心。

  基辛格过去的恩人或主子——克雷默尔、埃利奥特、洛克菲勒都是赫赫有气派的人物,但基辛格在皮埃尔饭店见到尼克松时发现,这是个不讨人喜欢、软弱和不引人注目的人。后来基辛格又注意到尼克松很害羞,害怕见生人,害怕当面把令人失望的消息传达给当事人。“他不喜欢人,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进入政界。”基辛格曾说道。

  毫无疑问,尼克松让周围人对他产生不信任感。基辛格这种具有多疑症的人尤其如此。每次当总统来了一个特别奇怪或令人害怕的电话,或者总统打电话时听上去喝醉了或有所失控,基辛格总示意他的下属监听,与他分担恐惧感。

  基辛格私下里称尼克松为“那个疯子”、“我们的酒鬼朋友”,“如果让总统自行其是,每星期都会发生核战争。”基辛格会对他的助手悄悄嘀咕道。

  “没有人比他更接近总统,也没有人有权利像他那样瞧不起总统——这就是他苦苦追求的效果。”一位既是哈佛同事又在尼克松政府供职的人这样说起基辛格。

  作为一个难民,一个既缺乏安全感又野心勃勃的局外人,基辛格学会了如何博得权势人物的青睐。在与尼克松接触中,他尤其学会了如何拍马奉承。

  尽管他在背后对尼克松极尽诋毁之能事,当面却知道讨好献媚。上任后头一个月的欧洲旅行中,尼克松急切需要知道他自己干得如何出色,基辛格满足了他的愿望。头一次会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后,尼克松四次电话打到基辛格办公室问自己干得如何,基辛格又一次满足了他的愿望。

  尼克松的白宫录音带一旦公开,对基辛格造成的损害比谁都大,因为他对尼克松说的奉承话全在上面。1982年在洛杉矶,基辛格对曾是尼克松国内事务助理的约翰·埃尔希曼说:“迟早这些录音磁带公布出去,我们俩人看上去就像一对十足的傻瓜。”说的只是你自己吧,埃尔希曼想。

  尼克松常带有一种恶意的快感大肆抨击犹太人,尤其是当他看到基辛格坐立不安,却又不敢反驳他的时候。对于尼克松的反希伯来倾向,基辛格从不采取对抗态度。“尼克松有许多加利福尼亚中下层阶级出身的人的偏见”,基辛格在制止他的犹太助手对尼克松不满时说。

  他过后为自己辩护道,与尼克松抗辩是“自杀性的行为”,“尼克松的话题总离不开新闻界的阴谋,权势集团的敌意,乔治敦区社交界的傲慢浮夸,你要反驳他就会付出被逐出核心圈的代价。”

  尼克松渴望奉承,基辛格乐于讨好,这使得他们形成一种复杂而稳固的关系。他们没有密切的私交,但他们都多疑,好秘密行事,倾向于把人朝坏处想,善于搞背靠背,推行实用政治,都是冷酷现实主义和操纵权术的混合物,都对外交事务感兴趣并且相信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情感要求上,而是建立在力量评估上。

  一天之中,基辛格和尼克松要会谈五六次,有时候达数小时之久。

  早晨,例行汇报后,尼克松又把基辛格在椭圆形办公室留上两小时;下午他在行政办公大楼召见基辛格。

  总之,基辛格与总统呆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人,以这种方式,他俩结成一对阴谋家,共同对抗官僚机构和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

  第五章 欢迎去越南

  1.走马上任定国策

  理查德·尼克松在一片乱哄哄的气氛中登上国会大厦的台阶,开始就职典礼。那是1969年1月20日。

  秘书们应基辛格的要求,在每个高级官员的桌上放上三个决议备忘录——NSDM1(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备忘录),NS-DM2,NSDM3——这标志着权力已集中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手里。

  下午,当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在白宫前面注视参加就职典礼的游行队伍经过时,基辛格已经起草了将发往美国驻外大使馆的电报。就在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他需要使用国务院的通讯设施,他越过草坪来到观礼台,性格温和的罗杰斯微笑地为这位工作勤奋的总统助理签了字。

  基辛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又为尼克松起草发往从勃列日涅夫到戴高乐的各国首脑的私人信件。尼克松知道国务院要花四个星期才写得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并且还会弄成一锅粥,因而他压根儿就不打算让国务院知道这些信的存在。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背着罗杰斯搞的官方性的秘密行动。此后,基辛格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幕后渠道。

  尼克松就任伊始,就继承了美国外交的四大错误路线。

  第一,进退两难的越南战争。

  此刻,已有31000名美国军人死在那块远离华盛顿的地方。美国发起这场战争是因为它认为北越的行为是中国—苏联扩张主义的体现。但到了1969年,显而易见,这实际上只是对北越共产党独立民族主义的误解,也是对中苏关系的误解。

  第二,排斥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

  美国受到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堡垒的威胁。这一观点已经过时。从1960年开始,中国开展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运动,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停止提供援助,老的边境争端出现,美国面临着操纵均衡势力的挑战和机会,而尼克松的前任并未意识到这点。

  第三,美苏之间对双方利益都没有好处的军备竞赛的升级。

  第四,因为美国的无能而使美国与中东的关系陷入僵局。1967年,“六五战争”之后,华盛顿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减退而苏联的影响力随之增加。埃及和叙利亚成为苏联的伙伴。

  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着手处理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有时他们做得很出色,有时却弄得一团糟。不管他们干得如何,他们采取了一种新的处理美国事务的方法,即:愈来愈依赖于诡计、保密和幕后途径,以此来避免遭到来自国会、公众甚至内阁的反对。

  尼克松和基辛格上任时,美国在越南驻扎了536000名军人。美国每星期的死亡人数高达200人,对美国纳税人造成的战争负担达到每年30亿美元,这相当于1990年的100亿美元。

  战争前景一片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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