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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其二为:

  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是历史所显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会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变老了。把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飞起。

  在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哲学家们必须在现实世界已经经历了形成过程并且已经成为“实在的东西”之后,才能构思他们的哲学体系,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

  这两段话所共同表达的一个思想就是:哲学不能超越它的时代,同样,每一个人也不能超越它的时代。

  这反映了黑格尔的很强的历史逻辑观,他将个人、思想都放于它们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而不是理解为抽象的人及思想。这个思想非常可取。另外,在这两段话中,后一段话其实是对前一段话的进一步阐述和发挥。

  1820年6月,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指名批评了弗里斯,说他是“自封为哲学家的那批肤浅人物的头目”、“大摆哲学家架子的浅薄大王”。对此,弗里斯也反唇相讥,说黑格尔的哲学毒菌不是长在科学的花园里,而是长在阿谀奉承的粪堆上。到1813年为止,他的哲学先是吹捧法国人,后来为符腾堡王室服务,而今拜倒在坎普茨爵士的皮鞭之下,对于这托庇狱吏的预言家,不值得以科学的严肃性为武器,云云。

  1821年,《海德堡年鉴》上刊载了由保卢斯执笔的评论黑格尔法哲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保卢斯攻击黑格尔是愚昧无知并且故作高深,是“新瓶装旧酒”、“炒冷饭”,重复着别人早已说过的观点,最后特别批驳了黑格尔把合理和现实相等同的观点,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切经验中现实的东西都要是合理的了。

  对弗里斯的讥笑,保卢斯的评论,黑格尔在1821年5月9日致道布的信中这样写道:“刚才我听说,在《海德堡年鉴》上似乎对我的自然法进行了评论,而且是用我现时只在这本杂志上才看得到的那种蛮不讲理。我听到的只有这么多,并且很想,尽管您和亨利希并不鼓动我,更多的知道这篇印出来的东西对序言说了些什么。我从这里就猜到是我的老同乡保卢斯对这样一个既无知又傲慢,用施氏本话来说蠢驴那一样的小宗派,我以我的序言给予迎头痛击。这个小宗派习惯于对一切都指手划脚,现在有点奇怪,为什么学术界有人对它不肯卖帐,甚至竟敢公开说出和它相反的话。而这个领域是这个派别特为习于发号施令的地方。他们自以为对此有一种特权,我已经很看到了一些朝向我的难看面孔。至少是板起的面孔。以前他们不能够把我所说的打成施马兹派(施马兹派:

  柏林的法学家提奥多海因利希·施马兹曾于1815年写文章攻击时代精神和爱国团体,认为它们具有革命情绪。施马兹受到施来马赫·卡卢斯和大学生联合会的反击,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并且更难于给事情定罪名。”

  在柏林时期,黑格尔仍然忠于自己的哲学的根本原则,并竭力借助于迂腐晦涩的言词隐藏着和发挥他的哲学的根本原则。黑格尔终生肯定法国革命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并力图从哲学上论证由法国革命所掀起的历史新潮流的势不可挡。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可以说是黑格尔哲学著作中最为保守的一部。可是,恰恰就是在这部最为保守的著作中,黑格尔论证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及其实现的必然性,从而“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制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他还在此书中提出了“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这一著名命题,以此来论证普鲁士封建王国存在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其含义也不相同。

  在当时的普鲁士政府看来,这是在为其存在作辩护,宣扬普鲁士政府是一合理存在,因为这一命题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普鲁士政府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因此它是合乎理性的,又因“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故普鲁士政府能够存在,其存在有根据——合乎理性。这一命题也引起了黑格尔学派的反对派的猖狂叫嚣,他们误认为黑格尔将合理与现实相等同,如保卢斯。另外这一命题也引起了有激进思想的革命者的不满,认为黑格尔在替普鲁士政府的存在作合理论证。其实在这里,他们都错误地理解了黑格尔在这一命题中所用的“现实的”一词,所谓“现实的”并非指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的存在,而是指现实社会中那些有必然性的存在。黑格尔其实将现实社会的存在分为两类:一为有必然性的存在,这是“现实的”;另一为无必然性或已丧失必然性的存在,这些都是“不现实的”。根据黑格尔的本意,这个命题的意思是指:

  凡事物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如有必然性,则可以存在,并且是现实的;超过了这一历史阶段,这一事物就有可能丧失必然性,则不能存在,如若存在,也是“不现实”的存在,并且迟早是要被另一有必然性的新事物所取代的。

  恩格斯对此作辩证分析,引伸出它的革命意义: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凡是合理的、现实的东西都会失去它的必然性,变成不合理的、不现实的,因此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要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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