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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两种社会力量的代言人。他们的观点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一方面,高尔基不可能对托尔斯泰的宗教学说妥协;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对高尔基所代表的那个阶段的历史使命也是认识不到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很亲密,尽管彼此都很尊重对方。托尔斯泰对高尔基身上的那种“反叛性”是不可能欣赏的,由此使他产生了对高尔基的一些作品的保留态度。这其中有一些确实是由于艺术鉴别的差异,也有一些由于思想内容的原因。高尔基则一直对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忍耐和驯服的倡导者“抱批判的态度,他认为没有比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更侮辱人的口号了。

  然而,作为两位心胸都很宽阔的作家,这些思想的分歧并没有阻止他们之间的互相扶持。1901年4月,高尔基因发表《海燕之歌》和参加革命活动而遭宪兵逮捕。托尔斯泰得知后,便写信给内政部,要求释放高尔基。同时还写信给奥尔登堡亲王,请他帮助此事。高尔基后来能够被释放出狱,很大原因是因为有托尔斯泰的帮助。

  1910年,托尔斯泰逝世的时候,高尔基拍去了电报,对这位文学巨匠的逝世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高尔基后来撰写了托尔斯泰的回忆录。关于这部回忆录,列宁认为“恐怕谁也不曾写得这样真挚,这样大胆。”茨威格也曾说,“在为列夫·托尔斯泰绘制的上万幅肖像中,在托尔斯泰的友人和来访者写的上万篇报道中,没有一篇能像马克西姆·高尔基简短的60页‘回忆录’那样描绘出这位文学大师的精神、气质,而且描绘得那样清晰、生动和透彻。”

  在高尔基创作的前期,另一位作家跟他结下了更为深厚的友谊。这位作家就是契诃夫。契诃夫为人谦逊,谨慎寡言,是个极好的人。1898年,高尔基把他的两卷集寄给了契诃夫,并开始同他通讯。契诃夫认为高尔基确实有才气,而且是真正的、巨大的天才。例如:《草原上》这篇作品就表现出非凡的天才。

  他甚至对高尔基说:“这篇作品不是我写的,我甚至有点妒忌。您是艺术家,您有敏锐的感觉。您善于雕塑造型,这就是说,当您描写事物的时候,您是看得见它和用手摸得着的。这是真正的艺术。”契诃夫屡次劝高尔基离开故乡去莫斯科或彼得堡居住,认为这对于他的创作活动会更为有益。1899年3月,高尔基去雅尔塔养病时,同契诃夫见了面。同年,他听从契诃夫的建议去了彼得堡。

  高尔基在1900年前后,走上了戏剧的舞台,这也和契诃夫的帮助是分不开的。首先,在1900年,高尔基通过契诃夫的介绍,认识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领导人。那个时候,这家剧院以成功地演出契诃夫的剧本而闻名。更为关键的是,契诃夫鼓励高尔基写作了第一个剧本《小市民》。当高尔基写出了《底层》后,契诃夫则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热情洋溢地说:“剧本新颖而且无疑十分优美。第二幕很好,这是全剧中最好最有力的一幕,我读到这一幕,尤其读到最末一段的时候,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了。”

  高尔基和契诃夫成为极为亲密的好友。高尔基认为契诃夫“是一个巨大的独特的天才、一个在文学史上和社会风尚上划时代的作家。”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04年契诃夫逝世。

  无论是初入文坛时柯罗连科的指引,还是托尔斯泰的长谈、契诃夫的热心相助,都被高尔基牢牢记住。

  他明白一个道理:在初学者进行紧张的探索的时候,如果完全得不到支持和援助,那么,就算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也可能湮没无闻。相反,却可能造就出作家。所以,当高尔基成为一个享誉文坛的作家后,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帮助、指导青年作家们的创作。

  1915年2月,高尔基与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相识。当年夏天,马雅可夫斯基专程去拜访高尔基,对高尔基朗诵了自己的诗作《穿裤子的云》。高尔基听完后欣喜异常,高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后来据马雅可夫斯基回忆,高尔基激动地流出眼泪,把马雅可夫斯基的坎肩都浸湿了。后来,当高尔基主办《纪事》杂志时,他吸收了马雅可夫斯基参加杂志的编辑工作。当资产阶级报刊对马雅可夫斯基展开铺天盖地的恶毒攻击时,高尔基领导的《帆》出版社,出版了马雅可夫斯基的第一部大部头诗集,以此维护了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才华横溢,但对很多老作家都不怎么尊敬,只有对高尔基是例外。他曾经诚恳地在自己的诗集上题上话,敬献给高尔基。在索仑托的时候,高尔基如同十月革命前夕对待马雅可夫斯基那样,一如既往地从事爱护和帮助作家的工作。

  1925年,《恰巴耶夫》和《叛乱》的作者富尔曼诺夫,在作品发表后,听到的全是赞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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