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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1946年,印度各地饥馑肆虐,由于严重粮荒及医疗设备的缺乏,印度的死亡人数大增。甘地亲临灾区安抚民心,推广他在南非所实验过的自然疗法,并正式在乌诺里创办一所自然疗养院,亲自指导。他要人们注意吸收新鲜空气,保持户外睡眠和正确睡姿,注意讲究卫生,保持房屋、厨房、厕所以及周围环境的清洁整齐。

  甘地不愧为印度各种苦行先知中的典型代表。为促进解救“贱民”工作,从1946年3月起,他决定无论到哪里,都将尽量住进“贱民”区。为此他特在3月31日的《哈里真报》上发表文章,说明他此举的动机。他说自己曾多次讲过要自视为“贱民”,但一直未能以身作则,言行相符。听说古吉拉特和卡拉底西处的“贱民”只有一口水井、一座庙的消息,他深为所动而决定住进“贱民”区。他希望这样能起到榜样,让全社会都善待“贱民”。

  甘地的行动遭到一些印度教徒的不满。4月1日,甘地动身前往德里,准备住进“贱民”区,当日便有50多人手举黑旗,叫着反国大党的口号,向甘地投掷石子,试图阻止甘地。甘地不为所动,还是毅然搬进了一间仅容一人活动的陋室。服务人员只得在室外另搭帐篷。不过,甘地并不认为这样就算与“贱民”同甘共苦了,因为他清楚这里是特意整理过的,而一般的“贱民”区则还要糟糕得多,所以他希望将来可以随意住进任何“贱民”区。

  1946年2月,发生了孟买水兵起义。鉴于印度反帝斗争日趋高涨,英国政府决定尽快给予印度以自由独立,以免夜长梦多。它立即派出由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勋爵、商务大臣克里浦斯和海军大臣阿·维·亚历山大先生组成的一个内阁大臣特别使团前往印度,和印度政治领袖讨论关于建立一个制宪机构和产生一个有主要政治党派支持的行政议会的事宜。3月底,这一使团已抵印。4月,代表团将与各方领袖在新德里共商此事。全国人民正翘首盼望这一时刻,世界人民也都关注着这一重大行动。

  4月中下旬,甘地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与内阁代表团连续举行会议,但未达成协议,预定留待第二次西姆拉会议中商榷。

  4月29日,甘地以《独立》为题撰文,展示了他对独立的理解:独立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独立。政治的独立是必须撤走任何形式的英属管制;经济的独立是不再受英国的资本和资本家的剥削,包括印度的合伙人在内。换言之,最卑鄙的应该与最高贵的平等。这只有资本家以其技术与资本和最贫弱的人共享才能办到;道德的独立是必须取消国防军。“我的人间天国不允许以印度兵代替英国兵,国家如靠军队保护,国民的道德决不会好。如果内阁代表团是来推销货物的,印度便应当抉择。如想变成军国主义,则多年以后,印度可能成为第五大强国,而毫无贡献于世界。如果选择以非暴力为政策,则终必能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且能以其首创的自由,拯救世上其他被压迫民族。”

  1946年4月27日,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爵士要求国大党与穆盟各派4名代表出席与内阁代表及总督的谈判。国大党派出了以阿萨德、尼赫鲁、迦法罕及帕迭尔组成的谈判阵容。甘地应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和内阁使团的邀请参与了西姆拉会外协商。这次会谈和以往各次会议一样,因印度两大政党无法达成协调而破裂。最后英国代表团于5月16日宣布了他们自己的方案,提议以建立印度教徒区和穆斯林区作为和解的基础。这个方案要点是:英属印度各省组成联邦政府,掌管外交、国防、交通与财政,各省享有完全的自治,掌管除联邦权利以外的一切事务。印度教占多数的省区组成印度教联区,穆斯林占多数的省区则组成穆斯林区。各省完全自治和基于联区组织的规定意味着给予穆盟以“巴基斯坦”之实。

  对制宪机构的选举机构规定也是以教派划分为基础,每一个省立法议会的议员分成3个主要教派组成的集团,按一定比例,选举他们自己参加制宪机构的代表。

  至于印度各土邦,当新宪法生效时,英国政府将停止实施最高权力。这样,在法律上土邦可以自由加入印度联邦或保留他们的分散、独立状态。

  甘地当然理解这份方案的实质,不过他内心清楚,由于教派冲突及英国殖民者长期统治造成的后遗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只要双方尚能保持在统一的民族国家之内,他准备接受并努力维持这种局面。所以,他虽不满于该方案,却认为该方案是当时形势下“英国所能提出的最好方案”。他表示理解英国的苦心经营,认为方案起草者并非草率从事,而且主观上也是想撤走时留下一个团结的印度。甘地积极呼吁各党各派能赞成这一计划。

  6月初,穆盟表示同意调查团的方案,并宣布了它将根据已提出的条件参加临时政府的决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经讨论研究,也于6月26日由主席致函总督,表示决定参加拟议中的制宪会议,同时希望能尽早成立过渡时期的政府。29日,当甘地赶火车前往浦那时,有人预先埋好炸弹想置甘地于死地,结果机车受损,甘地则无事,这是甘地第7次幸免于难。

  在浦那作短暂停留后,甘地赶往孟买参加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对6月26日德里决议的表决。这次会议上左派势力对决议强烈反对。甘地在会中致辞,尽力说明参加制宪会议是唯一正确抉择,尽管建议中的制宪会议并非代表人民的国会,有许多缺点,但是作为久经考验的战士,不应求全责备,应该有勇气接受挑战而不是消极拒绝。

  7月7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以204票对51票批准工作委员会所已采取的步骤。

  随着独立临近,一些人的私欲急剧膨胀,开始为在未来的政府中捞一官半职而挖空心思。许多人写信给甘地,要求被提名竞选为议员。甘地公开撰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现象,他提醒人们切莫对他的影响力存在丝毫的期望。他指出:以为这样的选举含有教派斗争的意义,是错误的想法;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制宪会议的议员,也是错误的想法;认为只要能作工人运动的人就可以把握一个服务的岗位,而且是很光荣的服务,这也是很错误的想法;希望借此赚钱生活,那更是荒谬的想法。制宪会议的议员们至少要了解各国的宪法和议会政府,特别是要懂得印度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立法。倘以为只要争到一个席位,那才是真正的服务,便是低劣的念头,真正的服务是在议会以外。

  这一时期,甘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阐述他对国际时局和印度独立问题的看法及他的非暴力理想。

  内阁使团的计划曾为各党派接受,因而制宪议会的选举于1946年7月在全印举行。在210个“一般人”的席位中,国大党获198席,在78个穆斯林席位中,穆斯林联盟获得73席。另外的若干席位被国大党所提名的人和国大党的同盟者所获得。这种情况使真纳大吃一惊。7月29日,穆斯林联盟决定撤消对内阁使团计划的同意,同时准备“借助于直接行动来建立巴基斯坦”,并决定以8月16日为“直接行动日”。

  8月16日,一场空前规模的仇杀事件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发生了。事件发生在加尔各答城,持续24小时之久,殖民政府听任其发展,没有警察出来维持秩序,甚至连交通警也消失了。加尔各答大屠杀时,诺阿卡利县也爆发了流血冲突,内战阴影笼罩在印度。甘地深感愤怒,他即写下《暴力有何用途》的社论,谴责加尔各答的暴力行为。他说:暴行的结果,只会延长英国的统治,英国人是要在印度和平的状态下,将政权交还给印度手里。假如我们用得着英国的刀枪,他们是不会走的。就是他们走了,别的外国人也会取而代之……假如每一次当英国人的刺刀亮出来,我们便得意扬扬地鼓噪,那便是大错特错了。无疑的,有人是在这样做了。

  我们必须要悬崖勒马……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注意到局势的严重性,于8月27日至30日紧急讨论后通过决议,呼吁大家尽力阻止暴乱,维护和平,要能宽容并忘记已有的痛苦,同时利用惨痛的教训,在最近发生的不和关系中,重建教派间友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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