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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2月10日,甘地绝食开始之日,政府即颁布一项长达数千字的公报,称甘地坚持在狱中绝食3周,这不是政府的过失。

  此时甘地已是74岁高龄,又经过了长时间的监禁,长达3周的绝食对他是严峻考验。绝食进入第4天,他便不能起床,心脏益见衰弱,8天之内,体重减轻了14磅,性命已有不保之虞,12天以后,甘地已进入了弥留阶段,只有一息尚存。印度乃至全世界以极其焦虑的心情关注着这位垂危老人的微弱心跳。眼看这位终身为印度民族事业奋斗的老人的生命即将逝去,全印度人民及各派领袖与中美等国报界纷纷呼吁英国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然而英国政府却无动于衷,甚至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心态暗中为他准备后事。但是这位耄耋老人似乎有着神奇的力量,他居然再一次躲过了死神之手,从第13天开始,他的神志又渐渐清醒,3月3日上午9时,他顽强地挺过了21天绝食。

  对于一个无视生命和道义的政府,甘地已不再呼吁、呐喊、抗议,他准备以监狱作为自己永久的归宿。他恢复了惯有的平静心态,并以书为友,打发着漫无天日的狱中生活。宗教书籍仍是他的必读之物,从那里面,他似乎找到尘世之外的无限慰藉;莎士比亚、白朗宁、萧伯纳的选集他也爱不释手;在狱中,他还接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狱中的这段日子也是甘地同夫人患难与共的最后日子。甘地夫人是在甘地入狱后的第2天被捕的。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已共同走过了人生的一程又一程。在甘地的辅导下,嘉斯杜白这位当年目不识丁的女子,现在不仅能读会写,而且成为英勇不屈的非暴力抵抗战士。现在她又一次与甘地生死与共,栖身囚室。面对两鬓斑白、老态龙钟的妻子,甘地百感交集,他替夫人编写简易读物,教她史地与诗歌。可惜甘地夫人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眼下更是每况愈下,竟至一病不起。

  1944年1月27日,甘地写信给政府,希望能准许孟买的马太医生前来狱中为夫人治病,让他的侄孙女摩奴来狱中看护病人和允许他们的儿子常来狱中探视。

  政府不仅不理会甘地的请求,而且对前来狱中探访的亲人也严加限制。2月16日,甘地再次要求政府派一位印度医生看护病人,如果政府不同意,就请立即释放病人出狱,如果二者均得不到批准,那么他本人要求另到他处接受监禁,因他不忍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在痛苦中毫无照顾,但这一请求仍然得不到回音。

  1944年2月22日,这对早已弃绝世俗欲念,却依然终身厮守的患难夫妻在一起走过了64载风雨人生后,终于永别,嘉斯杜白偎在甘地怀中,安详地与世长辞。

  对于夫人的遗体安葬,甘地恳请政府最好能不予干涉,交由他的儿子和亲友们公开安葬,如果这一点办不到就请亲友们到狱中送葬。一再不肯对甘地夫人施以人道救助的政府这回总算答应了甘地的要求,2月23日,150名亲友前来狱中为甘地夫人送葬,陷入极度悲伤的甘地守在夫人的遗体旁,神思恍惚地对前来的亲友点头致意。

  在鲜花簇拥的灵床上,甘地夫人身着甘地亲手纺制的洁白土布纱丽,身上覆盖着一床囚犯用的床单,额上点着吉祥点,像是沉睡在甜美的梦乡。嘉斯杜白一生以丈夫的事业为己任,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她牺牲了作为一般女人所希望拥有的一切,如金银首饰、荣华富贵、安逸享乐,这种牺牲虽算不上惊天动地,但却是甘地生活与事业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甘地夫人的葬礼简单而隆重。在囚禁他们的阿格罕内搭了一处临时火化场,颂完几段《薄伽梵歌》与《可兰经》后,遗体便被放上支架,点燃了檀香木,火花一点点吞噬了她圣洁的躯体。望着老伴在如炽的烈火中渐渐消逝,甘地老泪纵横。整整6个小时,他扶着一根棍子倚在火前,不肯移动半步,老人的心久久沉浸在生离死别的极大悲哀之中。

  夫人逝世的伤痛尚未抚平,新的灾难降临到甘地头上。4月初,甘地身染虐疾与阿米巴痢疾,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生命危在旦夕。16日,政府首次对外披露甘地的健康状况,此时已度过危机的丘吉尔政府不希望他在战争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死在自己的监狱里,5月5日,监狱长前来通知甘地,政府将于次日上午8点无条件释放甘地和与他同囚的人。

  第2天早上,钟声敲过8响,甘地手拄拐杖,获准走出了囚禁他1年9个月又15天的监狱,结束了甘地一生中最后一次囚徒生涯。截止当时为止,他已在狱中整整渡过6个春秋,共计2338天,其中249天在南非,2089天在印度。然而这一次的出狱,他的心情异常沉重,夫人生前一直盼着早日出狱,然而她将永远留在这里了。但他认为,夫人死得其所,因为她是为争取自由而死,虽死犹生。

  甘地出狱后,前往孟买,住在一位富有的支持者的别墅里,身体渐渐康复,进而又开始投身火热的政治斗争。

  印度的革命形势在甘地及国大党领袖被捕入狱后,虽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政府凭借武力很快控制了局势,国大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几乎完全停止了活动。在这个时候,穆斯林联盟实力增强,关于建立巴基斯坦主权国家的态度也日趋坚决。自由党人此时也积极开展活动。他们力图充当英印政府同国大党领导之间的调解人,主张用立宪手段解决“印度问题”,根据这个计划,英国人必须给予印度以自治领的地位,而不应把它分成两个国家。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妄想,因为当时英帝国主义根本无意对印度资产阶级作出让步。

  国大党的许多领袖1944年初相继获释和5月6日甘地的出狱给印度政治生活注入了活力。

  是年夏天,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袖通过沙甫诺和前马德拉斯省省督拉贾戈帕拉戛查理进行了谈判。谈判的目的在国大党领导方面是为了吸引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们参加争取立即成立印度责任政府的斗争,因为英国当局反对成立这种政府的主要口实是穆斯林联盟不参加这个政府。但谈判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

  1944年9月4日~27日,甘地和真纳在孟买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谈判以极秘密的通讯方式进行。由于真纳坚持要在举行公民投票前国大党就应同意穆斯林联盟建立巴基斯坦的计划,因而谈判失败。国大党和穆盟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对印度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即将胜利,印度反英情绪高涨,印度各阶层人民要求完全摆脱英国统治的愿望更趋强烈,反帝群众运动也日趋激进。此时,国大党在建设性工作与议会斗争方面均趋活跃,它已放弃抵制中央议会策略转而与其他党派合作,多次击败政府所提出的法案。国大党的势力和影响上升。与此同时,为在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中获得有利地位,英国忙于粉饰太平。为使印度有资格在联合国中取得一席之地,英国政府准备指派印度代表参与会议。

  甘地表示抗议。4月18日,他在孟买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和平不可分的前提之一乃是印度必须脱离外国统治,得到完全的自由。”“和平的真义如果为大国所接受,则大英帝国主义者所指定的代表就不应为国际间所承认。这比没有代表更坏。在未来的旧金山会议中,印度必须自选代表出席,否则便不参加。”

  此时,有关甘地及其与国大党关系的流言,又多了起来。5月4日,针对有人提出甘地是亲日派,主张释放尼赫鲁来代替甘地的领导的说法,甘地发表声明予以回击:“我坚持印度的真正独立,当然不会对日本或其他与英国作战的国家示弱。我的目的是经由不合作与非暴力结束英国或任何外人在印度的统治。”至于他与尼赫鲁的关系,他说:“应当知道我曾指定尼赫鲁作我的继承人,他毋需走到前台来,他已经在前台上了。政府不允许他做他要做的工作。他和我是朋友,不是政敌,对于独立的观点我们没有分歧。我们是携手合作的兄弟,是忘年交。当然,政府释放尼赫鲁和其他政治犯,我们非常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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