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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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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甘地参加自治派会议。会上,甘地提议由老尼赫鲁出面领导国大党,他准备在9月间召开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正式提出这一建议。 甘地此举再次激起各地维持派的不满。本来上一年甘地与达斯签定协定,维持派就很不满意,但碍于甘地情面,勉强同意。现在甘地又未和大家商量,就答应让老尼赫鲁出来领导国大党,这使他的追随者大感恼火。他们质问甘地为什么不在国大党内另起炉灶,而偏要屈服于自治派。甘地回答说他并不自命为领袖或者说自己有一个党,他必须适应多变的环境,但不管怎么变,他的根本主张不会改变。他呼吁大家保持团结,尤其在即将召开的工作委员会上更该如此。 1925年的国大党年会于12月26日在康坡举行。会前,甘地支持奈都夫人为下年度的主席,获得当选。甘地认为,这是印度女性第一次荣任主席,是光荣,也是权利。 由于长年奔波劳苦,甘地的身体状况很差。康坡大会后,甘地决定遵医嘱回沙巴玛迭真理学院静养。这期间,他除给《青年印度》撰稿外,开始撰写自传,经过连续3年的刊载,写成《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一书。 1926年12月20日,甘地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又开始旅行演讲。这次旅行历时一年,1927年上半年,他旅行孟加拉、比哈尔、中央省、马哈拉斯特拉、卡那达克等省邦;下半年又旅行迈索尔、马德拉斯、泰米尔纳德等地,着重宣传服用土布、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取消“贱民”阶级、统一语言等问题。 这次旅行,甘地总与夫人形影不离。有一次出席科隆坡的欢迎会,有位听众写了张纸条给甘地,问跟随他左右的是否他的母亲,甘地笑着点头。第二天,甘地出席又一次演讲会时,听众中便有人问他,为何他的母亲不到。甘地幽默地答道:“昨晚有位先生,将她看成我的母亲,对她或者对我来说,这不仅是可以原谅的错误,而且是我们所欢迎的错误。我们相互同意,她不作我的妻子已经40年了。将近40年前,家母弃世,以后她就代替了作我母亲的责任。她是我的母亲、朋友、护士、厨子,为我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她不来照顾我,我就不能吃早点出门,也不会有人替我料理身边的许多小事,所以我们双方取得一个谅解,就是我享荣誉,她服劳役。” 1927年12月,国大党年会在马德拉斯举行,刚从欧洲回国的尼赫鲁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议案,如争取印度独立、印度加入国联反对帝国主义阵线等。甘地出席了国大党公开会议,但他不参与政策的制定,这是自从自治派得势以后甘地在国大党中采用的一贯立场。甘地虽然认为尼赫鲁的方案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暂时未作公开批评和反对,尼赫鲁的议案一个个都获通过。 1928年初,甘地重返真理学院,不久,出席了在此开幕的国际基督教团契会。在这次各国代表云集的大会上,甘地发表了他自己对宗教问题的看法,即:所有宗教都是真的;所有宗教都有缺点;对所有宗教应一视同仁。 1月末,甘地在真理学院为其第3子拉摩达斯举行婚礼。婚礼移风易俗,堪称典范。婚礼前,这对新人都绝食斋戒,并共同打扫牛栏,用水浇树,表示同心同德。婚礼上没有音乐,也没有礼物,仅有的贺礼是新娘母亲送的一架纺车和甘地送的一部《薄伽梵歌》。新郎新娘身着白色土布服,面对一堆篝火,携手共诵圣诗,聆听长辈教侮。甘地勉励他们要以梵歌为指南,做到安贫乐道,立志为国服务。甘地在为这对新人祝福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1928年是印度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民族运动已走出低潮而日趋活跃。无论是在产业工人、农民、中产阶级青年中间,抑或一般知识分子之中都是如此。 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七八年前成立的全印总工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有代表性的团体,不仅会员增加,组织发展,而且思想上更激进,更富斗争性,罢工斗争已成为经常现象。 农民运动也起来了,佃农集会抗议的现象已是家常便饭。在古吉拉特,政府与农民之间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原因是政府企图提高税收。萨达尔、瓦拉拜、帕迭尔领导的巴多里坚持真理运动,使全印度刮目相看,巴多里变成了印度农民的希望、力量和胜利的象征。 1928年印度还有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青年运动的发展,到处都成立了青年团,青年会议开始讨论当前迫切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且一般说来,它们倾向于彻底改变现状。这一切变化预示着新的斗争高潮即将来临。 2月3日,西门调查团抵达印度。西门调查团由英国的主要政党即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代表组成,其使命是前来印度调查研究英国管理印度的效果,以便提出下一步改革的建议。调查团准备从孟买到德里经加尔各答赴马德拉斯,最后到拉合尔。 调有团没有吸收任何一个印度社会人士参加,这样一个明显有背民族自决原则的代表团的前来,极大地刺激了印度反帝斗争的情绪。 2月3日,西门调查团到达孟买时,人民用抗议性罢工迎接它。各大工业中心都打出了“西门滚出去”的黑旗。见这阵势,西门调查团赶紧离开孟买,前往德里,在这里等着他们的也是一片抗议之声。这帮人俨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面对愤怒的群众,他们宛如惊弓之鸟,只能经常呆在旅馆里。 警察为挽回面子,拼命挥舞屠刀。国大党元老拉吉佩迭·雷在警察开枪镇压时临危不惧,竟被殴打后致死。警察的暴行,使矛盾迅速激化。对西门调查团的抵制也使各党各派重归于好。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左派影响上升,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日趋发展,有些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苏俄的暴力方式。 甘地反对群众用苏俄式的暴力手段进行斗争,而主张发扬其牺牲精神。他在《青年印度》上称:我必须承认,我尚不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我只知道它取消私人财产制。这是将不占有的道德观念用之于经济方面。假如人们自愿接受或经由和平手段劝其乐于接受此一方式,当然是很好的,但就我所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乃是主张使用暴力,而且采用没收私人资本,由国家集体所有的制度。不过,不管怎样,在布尔什维克理想的背后,有无数男女为之而作了纯洁的牺牲,这是受列宁所感召的牺牲,是不会徒劳无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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