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39)_虚阁网

三九

　　接着，他提出了印度当前的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能够消除教派对立观念，选举应该是普遍的民选而不是按宗教区分采取分别选举，任何的公职服务机会应该是不分性别与信仰一律平等。但在教派对立观念尚未完全消除以前，少数教派对多数教派的疑惧是必须容忍的，多数教派应发扬自我牺牲的精神。印度政治目标是“应该争取一个友善而相互依存的联邦而不是独立的邦联”。

　　“在我看来，如果英国政府真乐意言行相符，帮助我们获得平等地位，则保留在不列颠联邦之内，将是一次伟大胜利，所以我将为印度在帝国之内的自治而奋斗。但是如果由于英国的错误而迫使我们不得不退出联邦时，则我将毫不迟疑地主张断绝对英国的关系。这问题我们留待英国人去决定。”甘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充满信心，“作为一个国大党员，我愿意国大党能维持完整。我主张暂停不合作运动，因为我看出我们全国的准备不够，但假如政府无动于衷，一成不变，我决不能也不愿长此采取像现在的政策。不只是一种政策，而且是一种信仰。不合作与非暴力乃是同一棵树上的分枝，同属非暴力抵抗的根本，是我的创造主。非暴力抵抗是追求真理，神是真理，非暴力乃是引导我接近真理之光。自治也是真理的一部分。”

　　大会后，甘地接受工作委员会授权，与达斯、尼赫鲁共同负责确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人选提名。为达到团结目的，甘地有意改变其中维持派占多数的现象，他将代表维持派的拉贾戈帕拉夏查理、帕迭尔、班克3人取消，而提名贾雅卡、阿雷、达斯、老尼赫鲁、奈都夫人、穆罕默德·阿里、阿萨德，沙达·马迦罕、奈都博士为工作委员会成员。

　　甘地对自治派领袖的妥协，曾令维持派人士不满，他们认为甘地的协议即使不是背叛也算是偏差。一些在自办的临时学校中就读的学生对此尤为疑惑，他们认为假如不合作运动停止，他们就是最大的牺牲品。许多英方人士更是大肆渲染，认为这是甘地向自治派、暴力集团的屈服。甘地表示，这是有意义的屈服，而不是对暴力集团的屈服。因为他不相信自治派是属于暴力的政党。现在自治派面临困境，“在自治派需要声援的时候，如果我不挺身而出，那是对国家的不忠实。”

　　事实上，甘地作出此种妥协也是出于对形势的更深层的考虑。甘地出狱后，进一步认识到对自治党人让步的必要。因为结束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后，群众的失望情绪比甘地所预料的更严重，作为甘地纲领的非暴力原则甚至遭到一些有权威的国大党人士的公开抨击。在国内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提出革命的反帝方法来与甘地的主张抗衡。在某些省份恐怖活动具有极大规模，警察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此种情况下，甘地认为对自治派实现让步能防止国大党分裂，并阻止革命方法拥护者的地位加强。

　　从1925年起，在自治党人领导下的国大党把全部注意力首先集中于立法机关的工作。自治党人按照他们的纲领性宣言，参加了立法机关，以便改变它们的性质，使其有利于争取自治或结束它们。他们在立法机关的行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露帝国主义政策，但在印度的殖民制度条件下，这两个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不仅如此，自治党内还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同殖民当局妥协和把党变成一个宪法反对派的趋势。

　　自治党人在立法机关中未能实现他们提出的任务，党内某些集团又出现了与当局合作的倾向，这两种情况大大动摇了自治党的威信和影响，在1926年举行的立法机关选举中，自治党丧失了许多席位，其地位明显削弱了。加上殖民当局也坚决拒绝自治党领袖们想达成某种协议的一切企图，结果是自治党人实际上放弃了立法机关的工作。正如莫提拉尔·尼赫鲁和他的拥护者在1926年3月离开立法会议时的宣言中所说，自治党人试图和印度政府建立合作，在2年半时间内一直试图促进实现改革，但是除了受辱外毫无收获。

　　1925年，甘地的主要活动是到各地旅行演讲，以推广他的建设性方案。上半年，他主要旅行了卡提亚华、中印度、孟加拉、马拉巴特和特拉凡哥尔、马德拉斯，下半年则在比哈尔省和联合省各地活胁。正像尼赫鲁所说的，甘地时常对他懒惰而人心涣散的人民进行教育，促使他们行动起来。但他不是通过强迫命令和物质诱惑，而是用和蔼的表情，温柔的语言，尤其是自己的榜样力量去打动他们，甘地苦行者的言行使他更容易与人民打成一片。

　　旅行中，甘地常走村串户，或深入城市贫民窟中，人民对于甘地这样一位当代圣贤，更加狂热地崇拜，向他倾诉他们的疾苦。“贱民”们赤脚站在烈日下迎接甘地，他们告诉甘地：“那边有清凉的水井，可是不准我们去汲水，我们又无钱掘井，只得使用牛喝水的井。”甘地则安慰并引导他们：“我一定要让你们得到清凉的用水，但你们也不要再吃死牛肉，你们不改正这种坏习惯，我自然还是和你们亲近，但不能使婆罗门教徒接近你们。”当有的“贱民”躲在角落不敢当来、怕玷污了他时，他主动走近他们，打破他们的顾虑。他举止亲切，平易近人，并与之娓娓而谈。可是对一些专门欺压百姓、为害乡里的江湖骗子，他却毫不客气。他常利用机智戳穿他们骗人的把戏。有一次，甘地碰到一个自称会预测吉凶、占卜未来的祭司，甘地就让他给自己算命，祭司知道甘地不好对付，谎称历法书没有带来，甘地让人取来历法书，随手指着上面的几行字让祭司念出来，祭司只得承认他并不识字，算命不过是他谋生的一种敲门砖而已。

　　1月8日，甘地出席卡西河瓦政治会议，在会上发表演讲，阐述土邦人民及王公应有的责任。23日，甘地前往德里，主持全印各党代表会议，会中讨论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拟定印穆团结方案及起草争取自治纲领。

　　3月底，甘地从脱拉瓦柯返回自己的家乡。4月底，他转往孟加拉省，这里工作的同志出于对甘地的健康考虑，为他在旅行中安排了头等车厢，甘地极力反对：“假如我把自己包在棉花包里，我的旅行将毫无意义。我必须尽可能像千千万万平民一样地生活，一样地旅行。”

　　5月6日，甘地考察了孟加拉各地的乡村，他一路风尘仆仆，爬山涉水，实地考察了许多地方。他对这里关注最多的是手纺手织问题，他为那里的乡村推广土布的成绩感到满意。在甘地的莅临指导和影响下，孟加拉首先实现了国大党关于缴纱作党费的新党章，纺纱运动蔚然成风，从贩夫走卒到高级知识分子，都对甘地的纺车运动极为拥戴。

　　应达斯的劝请，甘地曾在大吉岭休息了5天，各路新闻记者、甘地的崇拜者纷纷涌到那里。甘地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高招，凡索要甘地的照片和签名者必须答应每天纺纱半小时，同时保证穿着土布，他自然而然地把这里变成了推广土布运动的总部。

　　甘地在大吉岭的小住成了他与达斯这位斗士相处的最后日子。6月18日，甘地得知达斯在大吉岭突然死亡的噩耗，才作过达斯上宾的甘地不胜悲恸。他当即打消阿萨密之行，返回加尔各答参加葬礼。20日，甘地在自治派的机关报上发表悼文，题为《德希班多万岁》，以祭奠这位同时代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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