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37)_虚阁网

三七

　　5月22日，甘地发表公开声明，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他在声明中说“关于国大党加入立法会议的问题，我很抱歉地说，我看不出我和自治派有什么相同的主张……我坚持认为加入议会与不合作运动的宗旨相背离，而且这种分歧也不单纯限于‘不合作’一词的解释问题，而是涉及到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我们所持基本精神的不同。此一精神关系到‘不合作’本身的成败，而不是限于实际上能得到一些什么效果。正是基于此一观念，所以我认为不加入立法议会，对我们的国家更为有利”。

　　面对既成事实，甘地的主张是既然德里与柯坎纳决议已准许自治派进入议会，那么自治派就有理由参加立法机构，维持派的人对此最好保持中立，看看效果再说。在声明中，他还建议自治派应改进方式，即不应一般性地消极阻挠立法工作，而应当积极提出国大党所主张的建设性方案。他号召，维持派的同志不要担心自治派的言论，只需集中精力从事建设性工作，从实际工作中显示自己的正确性。

　　甘地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印穆团结，他希望大家能认真体会他先前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以领会其精神实质，也希望大家能交流意见和信息。

　　这一时期，由于整个印穆关系的紧张，相互猜忌和相互攻讦的现象屡见不鲜，甘地也不时受到不同问题的包围。对于如何解决印穆冲突及回答人们的各种议论，甘地撰写了《论印穆冲突》一文，呼吁不同教派的人们接受非暴力为最后的信条，以协调不同种族间的关系，达到自治的目的。他说：“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锡克教徒与帕西族人决不可用暴力手段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争取自治的方法必须是非暴力的。”“只要我们恢复信仰非暴力，则目前的纠纷冲突便可消除，因为在我看来，两教派间采取非暴力态度乃是讨论缓解目前紧张局势的先决条件。双方都必须遵守一个共同原则，即不诉诸武力而诉诸法律。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生了纠纷，就请第三者仲裁，奴果愿意则诉诸法律。非暴力的意义深远，尤其对教派纷争最为适用。”甘地还提出了一些处理教派问题的基本思想，如领导带头、多数带头。“多数应该带头，少数才能相信并效法。任何改革，必须有权有势者先行，不必等到弱者反应。”等等。

　　尼赫鲁深为佩服甘地在印穆关系问题上的见解，认为甘地“有眼光，有识别力”，“抓着了有价值的现实”，但当时的其他许多领导人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在教派问题上你争我夺，讨价还价，致使教派关系始终得不到改善。

　　1924头几个月，达斯与老尼赫鲁所领导的自治派一度取得很大战绩，如达斯走马上任加尔各答市市长，老帕迭尔出任了孟买市议会主席，小帕迭尔成为阿赫米达巴德市议会主席，卜拉沙德充当了帕迭拉市议会主席，小尼赫鲁则接受了阿拉哈巴德市议会主席的职务。浦那的市议会曾不顾政府的反对，替提拉克建了一座铜像；孟买及阿赫米达巴德议会通过了向甘地的致敬书；卡拉奇、孟买、加尔各答的市议会，决定不出席总督的国宴。但所有这些，不过炫赫一时，时隔不久，它给群众带来的热情和新奇便消失殆尽。因为自治派所能做的只有这些，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即解除殖民统治的桎梏和枷锁，人们对自治派的那一套渐生厌倦。

　　甘地审时度势，开始对自治派发起了主动进攻。1924年6月，国大党在阿赫米达巴德举行年会，甘地提出四个议案：

　　1．党员每日至少纺纱半小时，每月15小时，至少需向党组织交纳纺纱3英两；

　　2．党的负责人员如不接受指示执行任务，将被视为失职，而由他人递补；

　　3．凡忠实履行下列五抵制者，才有资格承担党内负责工作。即抵制洋布、政府法庭、学校、封号、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应辞职引退；

　　4．谴责政治暗杀行动，确定暴力行动有悖自治目的与非暴力原则。

　　全印国大党委员会讨论甘地的建议案时，老尼赫鲁和达斯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批评甘地行动专制。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和愤怒，在甘地正式提出第一个议案时，他们和一大批拥护者退出会场。尽管决议案最后都获得多数通过，但由于自由派退出会议和老尼赫鲁、达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也大大影响了甘地贯彻这项议案的决心，从顾全大局的角度考虑，最后甘地还是迁就自治派，比如纺纱的规定只作为任人选择的办法，等等。

　　甘地虽获得了这次挑战的胜利，但他深知这一胜利十分勉强。为了重振旗鼓，争取获得更多的支持，他根据当时国内的各种离心倾向，如自治派与维持派的争吵，国大党与自由主义分子的对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纷争，婆罗门与非婆罗门鸿沟的加深的现实状况，他准备集中一年的时间，脚踏实地地推进建设性方案，致力于全民的团结工作，以迎接新的挑战。

　　1924年8月31日，甘地在孟买的豪华戏院演讲时全力推动建设性工作。他主张集中力量从事土纺土织、印穆亲善、解救“贱民”三大工作，他认为这是“最起码”的团结方法。9月11日他又在《青年印度》上著文强调团结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说，“我们的不合作变成了互相的不合作，而不是对政府不合作。似此偏差，反足以帮助那我们要推翻的政府。我们的不合作原是活泼的、积极的、非暴力的力量，用来抵制一种主要是基于暴力的统治制度，不幸的是不合作从未成为积极的非暴方。我们仅以弱者的物质的非暴力为满足。我们既未能以此推翻政府，政府乃乘势给我们以加倍反击。倘不及时振作，就有被摧毁的危险。”“我亦如过去。坚信5项抵制原则。但我清楚看到，在全代会中的代表们尚且不能信守，故推进的希望实很渺茫，在弥漫着不相信的气氛中，每一行动都被曲解或约束。当我们自个儿唇枪舌剑私斗时，窥伺一旁的敌人已蓄势待发。因此我提出最低调的办法，以便能团结各党派在同一目标之下努力，这是对内发展的工作，没有它，便不能发挥外在积极的政治力量。我们一定要能进步地代表群众，他们没有接触政治，我们必须分担他们的痛苦，同情他们的遭遇，了解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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