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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纺纱是甘地狱中比较热衷的事情。他往往1小时纺纱,3小时做棉条。他认为他每天这4个小时的工作特别有意义,因为劳动的果实就摆在眼前,伸手可及。而且纺线过程本身还是一个排除杂念、潜心修炼的过程。当然,甘地如此迷恋纺纱,还因为纺车对于甘地是代表着贫困的印度的经济自救,纺车是印度争取独立自主的象征。

  甘地有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狱中的日子他孜孜不倦,分秒必争。从1922年3月入狱到1924年2月出狱,他一共读完了150种宗教、文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书籍。除了《薄伽梵歌》、《古兰经》、《罗摩衍那》这些不朽之作外,他还第一次读完了全部的《大战史诗》及古吉拉特文的《印度教哲学六论》、穆勒的《奥义书》、卡宾斯的《佛国的福音》、大卫的《佛教要义》、阿里的《伊斯兰精神》及沙拉辛史的《先知生活》、阿里博士注释的《可兰经》、法拉的《神的追求》、詹姆士的《宗教经验谈》、霍普金斯的《宗教导源与进化》、吉本的《罗马帝国兴亡史》、培根的《古人的睿智》、葛一佑迭的《欧洲文明史》、契德的《社会演变》、莫迭勒的《荷兰共和国的兴起》、威尔斯的《世界史大纲》、基迭的《城市的演变》、雷契的《欧洲的道德》、罗斯伯里的《皮特传》、哥德的《浮士德》、泰戈尔的《沙达拉》、萧伯纳的《人与超人》及基普林的《兵营小调》等等,这些图书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理论素养。

  1924年1月11日,甘地因急性盲肠炎住进了浦那的沙桑医院,施行了手术。这次急症几乎置甘地于死地,但却因此中止了甘地的狱中生活。2月5日,英国政府鉴于甘地的健康原因,将甘地提前释放。

  由于身体极度虚弱,3月10日,甘地迁往孟买海滨茹湖疗养,这处面向大海,棕榈树环抱的疗养胜地因此而一度成了印度知名人士川流不息的地方。

  此时的甘地哪能做到真正的潜心静养呢?在他入狱以后,印度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国大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对国大党领袖们的改革感到失望的群众开始脱离国大党,国大党领导机构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除了无条件追随甘地的“不变派”以外,国大党内部形成了主张改变争取自治的斗争策略的一个有势力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拥护者在一个重要问题——利用非暴力手段实现不合作纲领方面与甘地没有分歧,但是他们反对抵制立法机关,认为这种抵制有助于帝国主义者利用这些机关为自己牟利,并认为,为了使整个管理机器丧失活动能力和从内部争取自治,也应把争取自治的斗争搬到立法机关进行。被称为“主变派”(即“自治派”)的这个集团的领导者是国大党的两位著名领袖奇·兰·达斯和莫提拉尔·尼赫鲁。

  国大党两派意见分歧的最早表现是在1922年7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关于新形势下如何进行不合作运动的讨论会上。“主变派”赞成国大党人参加选举和立法机关,而“不变派”则坚持原有的不合作立场。两派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此后关于抵制或是参加立法机关的问题便成为国大党内部激烈争论的焦点。是年12月的国大党迦雅全印委员会上,两派的分野更加明显。达斯主张参加议会,在议会内进行抵制,如达不到目的,再开展不合作运动。但达斯未能说服会议多数代表改变立场,结果,国大党秘书长拉贾戈帕拉戛查理的“拒绝参加议会”一案以1740对89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

  迦雅会议后,主变派不仅没有停止努力,而且加紧活动。达斯和老尼赫鲁决定另辟蹊径。他们于1923年3月成立了自治党,但仍留在国大党内,达斯任主席,老尼赫鲁任书记。5月,达斯辞去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主席之职。

  自治党成立后便在全国广泛展开了争取国大党结束抵制立法机关的宣传。“不变派”则集中全力实现甘地的建设性纲领,为了巩固同自治党人作斗争的阵地,保持群众对于甘地的斗争方式的信心,不变派于1923年4月在那普尔领导了地方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但这个运动的规模不大,很快就以和当局的妥协而结束。

  国大党内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加之中央立法议会和省立法议会举行本届选举的日期已经逼近,国大党的非常会议于1923年9月在德里召开。这时,自治党人已经加强了在国大党中的地位,取得了许多有势力的国大党人的支持。同时,“不变派”的地位由于甘地尚在狱中而大大削弱了,结果,这次会议上,自治党人得势,他们获准参加1923年的立法会议和省议会选举,国大党停止反对参加立法机关的宣传。

  1923年9月,德里非常会议通过的参加立法机关的立场在1923年12月科坎纳市举行的国大党例会上得到确认,此后自治党组成了阵营齐全的竞选班子,准备参加1923年11月的选举。由于擅长辩论的达斯和精于组织训练的老尼赫鲁巧妙搭配,结果自治党在各省立法议会的选举中获得将近半数席位,在中央省立法会议中,也形成绝对多数。

  1923年,印穆关系急剧逆转。由于不合作运动突然中止,革命热情过去后又没有一个共同纲领使双方结合在一起,一些阴谋家从中挑拨离间,致使一连串教派冲突发生。在较大城市中,教派冲突日见严重,恐怖主义开始抬头,除中间有些间歇外,它差不多成了20年代印度政治生活中的经常现象。

  千头万绪迫使甘地必须尽早地投入工作。

  4月3日,甘地便恢复了给《青年印度》撰写社论的工作。他写的第一篇社论题为《致〈青年印度〉今昔读者》,在这篇社论里,甘地重申了他的非暴力思想主张,以统一人们的思想,坚定人们的信念。由于甘地复出,一度销路大跌的《青年印度》再次畅销,成为甘地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舆论阵地。

  对于当时自治派的活动,甘地也采取积极干预态度。甘地出狱给当时正热衷于议会活动的自治党人以很大压力,慑于甘地的威望,老尼赫鲁、达斯于4月中旬前往茹湖拜见甘地,他们既是为了对昔日的老同志表示问候,也是想借以试探甘地的态度,并向他阐明自治派的立场,希望求得甘地的谅解与同情。但甘地的态度十分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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