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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6月,移民法正式通过。甘地就此与政府多方交涉,没有效果。9月13日,甘地在《印度舆论》上宣称,“与其休战僵持,不如公开作战。”9月20日,甘地在《印度舆论》上公开披露了行动计划以期引起舆论的足够重视。这次斗争准备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越境进入德兰士瓦,无照贸易或有照面不出示,获得被判入狱,并准备作长期抵抗。

  9月25日,甘地等人非法进入德兰士瓦,同行4人均被捕,唯独甘地没事。27日,甘地进抵约翰内斯堡,次日,他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29日,数名非暴力抵抗者包括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在约翰内斯堡乔装小贩,头顶篮子,沿街叫卖。第一天安然无恙;第二天全部被捕,被判处7天拘役或罚金1英镑;结果大家都选择了拘役。

  这一次行动,妇女踊跃参加。甘地想出一条计策,让妇女从德兰士瓦进入纳塔耳(这也是违法的),如果被捕,当然达到目的,如果无事,就让她们从纳塔耳进入煤矿中心新堡,去发动那儿的印籍工人罢工。一开始,南非政府并未在意这些到处乱撞的妇女,于是她们又按计划前往新堡,她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工人同胞,10月17日,3000人宣布罢工,政府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决定立即惩罚那些妇女非暴力抵抗者。11月21日,政府将她们拘捕。

  妇女们的被捕,引起了新堡工人的更大不满。他们放下工作,一批一批地进入城区。矿主施以报复,卡断了工人的水电,扔掉他们的家具,赶走甚至殴打工人。为鼓励工人的斗志,甘地立即从凤凰村赶到新堡,劝大家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很多人变卖家产,头顶包袱,携家带口投奔甘地,人数高达5000人之多,不少人还源源不断地赶来。望着这些已失去工作的男女老幼,甘地产生了一个大胆地想法,让这些人成为非暴力抵抗者,集体进入德兰士瓦,如果政府不逮捕他们,就将其安置到托尔斯泰新村。

  1913年10月28日,一场史无前例的进军开始了。由2037名男人、127名妇女和77名孩童所组成的大军,满怀信心地向德兰士瓦进发,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军队已在那里严阵以待。对于面临的危险,他们心中清楚,但男女老幼在甘地的指引下热血沸腾,没有人退却,有的只是必胜的信心。

  进军的头一站是新堡边境的小城查利士镇。除妇女儿童有住处外,其余的人就地露宿。大家毫无怨言,秩序井然。甘地从营地拍了一个电报给政府,告诉他们可以在行列未至德兰士瓦边境前,前来查利士镇捉拿他。同时他向政府保证:只要政府履行承诺,罢工就可停止,契约劳工们立刻复工。

  一周过去了,政府方面杳无音讯,甘地下达新的行动指示:日行20~40英里,走完8天。如果不在途中被捕,就将如期赶到托尔斯泰新村。

  一切准备就绪,甘地从查利士镇给在比勒托利亚的史末资去电,得到其秘书的答文是:“悉听尊便。”于是,队伍决定继续行进。

  随着离约翰内斯堡越来越近,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其间甘地曾两次被拘捕,但都在取保获释后赶上了大队。预计再过4天,就可走完全部路程,大伙士气旺盛,政府则日益紧张,他们决定下手了。

  11月9日下午3点,甘地第3次被捕,被押往海德伯格,队伍继续前进。11月10日上午9点,当队伍行至巴尔伏时,等在那里的3节专列将所有人全部逮捕,押往纳塔耳。

  这次示威长征惨遭镇压,两千多人既无家,又无工作,不少人被毒打、监禁,一路上吃尽苦头,被押到纳塔耳后立即投入监狱。

  11月11日,甘地以3项罪名被提起公诉。开庭时,旁听席上挤满了印度人与欧洲人。这次甘地获准发表了声明,他对被控的各项罪名表示同意,但他坚持认为:是由于南非当局并未履行对戈克利所作的诺言才导致了这次行动。他表示如果政府不妥协,他们将继续斗争下去。

  最后,甘地被判苦刑9个月或折为罚金60英镑,甘地选择了前者。

  甘地入狱立即引起纳塔耳2万工人罢工,政府实行镇压,奉行武力驱散,甚至开枪射击,均无济于事。工人们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欣然入狱者不计其数,致使监狱人满为患。

  南非政府陷入困境。如果继续镇压,不仅无法奏效,而且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甘地及其同志的英勇斗争赢得了舆论的广泛同情。这年12月举行的印度国大党全代会对南非问题极为关切,会议决议对纳塔耳罢工事件中南非印度居民所受的虐待表示极端愤慨。大会还呼吁全国同胞不分阶级、信仰,继续对他们予以支援。英国报界也发表同情的言论。《泰晤士报》指出:“就我们的记忆所及,印度工人的长征是历史上非暴力抵抗者的精神表现得最动人的一次。”即或南非当地的白人也有被印度人的英勇斗争所打动的。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南非联邦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为挽回面子,政府特地在12月11日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以所罗门大法官为主席,调查纳塔耳罢工事件,委员会并通知印度政府代为提出证据,并建议释放甘地,以求和解。

  12月18日,甘地获释。甘地出狱后前往比勒托利亚晤见史末资。此时,欧籍铁路工人正在大罢工,政府处境不利。甘地为表示诚意,打消了原定再次发动非暴力抵抗的计划,政府因而取得了极大的回旋余地,得以平息内部危机。因此之故,目空一切的史末资将军不得不准备答应甘地的要求,表示尽快敦促委员们拿出方案。1月21日,甘地与史末资再次签订一项临时协定,政府释放被捕人士,甘地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

  同时,调查委员会虽极不情愿,但还是答应废除3英镑人头税,认可印度婚姻的有效性,持有本人手印的移民证即可准许进入南非各地等。最后,联邦政府全部采纳委员会的建议,形成《改善印度人待遇法案》,将上述内容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

  1月26日,该法案以60对24票通过,这是南非改善印度移民待遇的第一个法律。所有不合上法规定的行政措施,由甘地和史末资协议解决。

  法案的通过使甘地自1906年9月起所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停止。

  甘地多年为之奋斗的夙愿终于实现,此刻他十分渴望能返回印度,调护病危的长兄,可惜他还没来得及返回印度时,他的长兄便已离开人世,给甘地留下了难以言状的悲伤。适逢此时正在伦敦养病的戈卡利来信让甘地取道伦敦返回印度,甘地于是决定向生活战斗了21年,倾注了他无数心血的南非告别,向甘苦与共的同志们话别。

  临别之时,甘地感慨万端。南非的21年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正是在这块充满敌意的土地上,甘地完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观及社会政治观的基本定型。在21年的苦斗中,他从一个备受挫折的律师,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成熟老练、声名卓著的社会活动家。他还在这里发现了英国人鲁斯金、美国人索里欧、俄国人托尔斯泰这三位导师,找到了他所认为的,面对强敌,既不屈服于敌人的意志,又能捍卫尊严,体现仁爱与宽容,对统治者实施有效打击并迫使其最终弃恶从善的武器——真理与非暴力学说及其实践,为他日后回国工作奠定了基础。

  甘地行将离去,在南非卷起了话别的热潮。昔日的战友、同志甚至对手对甘地都无比依恋。各种小型聚会、茶话会、大型集会使他足足忙了两周,不少殖民地官员也都出席了欢送大会。7月18日临别之日,德班市市长亲自在市政大厅为甘地和夫人举行欢送宴会,纳塔耳主教、博瑟将军、史末资将军等均来贺电以表达对甘地的敬意。数十年以后,史末资将军在甘地70寿辰时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还说:“这是我的运气,要反对一个连我也敬仰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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