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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上文已经说过,陆军参谋部不愿接受三军统一指挥的观念。假使这个观念能早日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可以有了一个健全有效的最高统帅和联合参谋本部的组织,而不会像我们当时那种支离破碎的样子了。固然在参谋本部中,也有少数人是主张这种统一联合的新观念,但是却无补于事。尤其是海空军方面,也都不赞成合并的办法。所以三军的总司令和最高统帅部,始终是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德国的OKW是赖兴瑙将军一个人头脑中的产物,他尽量劝说希特勒和勃洛姆堡,接受他这种新奇伟大的观念。结果因有陆军参谋本部的反对,以及海空军也都不表合作,这个制度始终没有成功。当赖兴瑙在最高统帅部联合参谋总长的任内时,他始终在继续努力,想使他这个观念能够逐渐发展成为事实,等到他被免职之后,由凯特尔继任,于是这个改革运动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推动力。凯特尔这个人当然没有那样强硬的毅力,能同时对抗三军首长的反对。

  在这里,我想对于OKW稍为说几句话。凯特尔元帅本来也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对于分配给他的任务,总是尽可能努力去做。可是不久他就为希特勒的魔力所征服,时间愈长就愈不能自拔,他已经成为催眠术下的牺牲者。他一直到死为止,还始终保持他那下萨克森人的忠心。希特勒知道他对于这个人,是可以绝对的信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虽然他明知凯特尔的战略天才不过尔尔,但是却仍旧让他保留着那个崇高的位置。这位元帅对于战争的进行很少具有影响,他的主要活动是在行政方面,这在过去是属于军政部的范围。这是凯特尔的不幸,他缺乏足够的强度,没有能阻止希特勒发布那些违反国际公法和道德的命令。所谓“政委”命令以及其他一切罪行,其根源均由于此。结果在纽伦堡审判中,他自己偿了命,连他的家属也不准到他坟上去加以哀吊。

  约德尔上将,他的头衔是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长,事实上自从1940年4月挪威战役以后,他就实际指挥一切三军的联合作战。他也和凯特尔一样,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同时也是在希特勒魔力控制之下,不过他被催眠的程度还不如凯特尔那样的深,所以他也还不那样盲目的服从。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他曾经和希特勒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以后他就保持着沉默的态度,对于一切重大问题都不愿多说话。直到战争的末期,他才又恢复了他的地位。他的最后命运也与凯特尔相同。

  假使这两位军人对于希特勒,能够采取另外一种态度,那么至少是可以阻止许多的坏事发生。因为惟有全体一致的反对,也许才可以逼迫希特勒改变他的初衷。但是在军事方面,却很少有这种联合一致的态度,因此才使希特勒敢于逐渐削减OKH的权力,并且不考虑任何人的反对。

  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却总还是我的同僚。

  至于说到OKH方面,在波兰战役当中,它的权威还相当的完整。不过即令如此,却还是有意见上的冲突发生,结果在挪威战役时,希特勒就把它交给OKW直接指挥,简直完全没有理会OKH。在讨论1940年对西方国家作战的计划时,又更增加了彼此对立的情况。在苏联战役中,更显得裂痕强深,最后到了1941年12月,终于完全破裂——勃劳希契元帅被免职,他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参谋本部军官。所不幸的,他这个人却不足以与希特勒对抗。他对于希特勒始终未能保持着完全独立的关系,因为他缺乏行动上的自由,所以他的行动并非无往而不受到影响,最后终于完全丧失了他的权威。

  自从勃劳希契被免职以后,陆军方面就不再有一位总司令。这个位置在名义上是具有指挥权的,这个权力不是无限,就是不存在。在1941年12月19日以后,这个权力就由希特勒一个人单独的执行,换言之,从那一天起,德国传统的参谋本部制度也就事实上被撤消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很引以为荣的,就是我穿上参谋本部军官团的制服,已经有十五年之久。在我的师长和我的长官当中,我曾经遇到过许多具有高尚人格的人物,这些人对于我的恩德,使我感到没齿不忘。在我的同僚当中,我曾经找到了许多忠诚耿耿的好朋友。在我的僚属当中,我也曾经有过许多最好的助手和顾问。我今天在这里向他们表示出自至诚的感谢。

  在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之后,德国的参谋本部曾经两度的、由于胜利者的命令,而被解散了。这两次的行动都可以表示我们过去的敌人,对于这个优良的组织,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之意。

  “所剩余的就只有沉默。”

  “为与不为,那就是这个问题!”

  我的故事现在讲完了。要我来叙述出我个人的经验,并且解释出我们为什么又会遭遇到第二次失败,对于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很困难。我深切明了所有的人类都不容易认清我们的错误和自己的短处。

  在那段最艰苦的时期,有一位旧皇室的王子,曾经把一幅小型的菲德烈大帝的画像送给我。他在那个像上面点了几句话,那是菲德烈大帝在似乎将要失败的时候,写给他的朋友戴爱琴斯侯爵(Marquis d’ Argens)的几句话。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我内心里的灵魂,我将照着我自以为正直的路线走去,并且做我所自认为是正确光荣的事情。”这幅小像我已经遗失掉了,但是菲德烈大帝的语句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作为我的指针。虽然,我并没有能够阻止我的国家战败,但是我却想要求读者诸君相信我,这并非因我缺乏这种舍身救国的意志力。

  我写这本书是想把它当作一种象征,以表示我对死者和我的旧部们的感谢之情,并且希望能使它成为一块纪念碑,以使他们的令名可以永垂不朽,而不至于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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