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里安回忆录(115)

一一五

　　每一个参谋本部军官都应该照正常的规定，到部队中去工作，或是在他自己原先出身的兵科，或是在其他的兵科，这才可以使他多获得实际的经验，以供未来业务上的参考。关于这一方面，德国陆军在战前的最初几年中，实在距离理想太远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使当时参谋军官极感缺乏，所以无法实行轮换的制度。以后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就更为突出。因为许多高级人员都不希望他手下有经验的参谋被调往前线，而使他们的工作产生了障碍。这种恶例是由OKW和OKH所首创的，其中有些幕僚人员在前后六年的战争期间，根本没有上过一次前线。

　　也许参谋本部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中所有的成员，都受过一种训练，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是依照一种固定而统一的体系。以这种反应的统一性为基础，就可以希望使一切的决定也具有广泛的统一性，法国称它是“思想上的统一”。参谋总长并没有指挥权力以来实现他的意志，却可以希望由于这种整个参谋本部军官团在思想程序上的一致性，而使他的影响力贯彻到全体陆军的每一个参谋。此种意识上的一致性，使得参谋本部的军官团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参谋通迅频道”（Generalstabsdienstweg），这种现象当然不见容于希特勒。

　　参谋本部的战略观念，并不应以某种固定硬性的原理为基础，而应该配合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未来新兴的各种任务。德国在地理上的位置恰好在中欧，四面都是强邻环伺，逼得它一定要研究几个战场上的作战问题。同时这种作战也一定是以优势的敌人为对手，所以对于这一方面也应详加研究。旧德国参谋本部的战略思想，主要的是大陆性质。但是由于空军的加入，表示渡海作战的问题应该加以更多的考虑。可惜这个事实却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认识。

　　由于可能是同时跟几个敌人作战，所以在战略上必须有一个主从之分：在次要的战场上取守势，而在主战场上取攻势。所以接着又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个攻势由第一战场移转到第二战场。

　　由于我们的资源太有限，逼得参谋本部一定要研究速战速决的办法。由此就引发使用各种形式的“摩托化”的问题。由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曾经收到速战的效果，所以我们的敌人就为我们创造了一新名词：“闪击战”。

　　由于地理上的限制，德国总是被迫必须采取“内线作战”的方式，而在这种作战中，一定要攻守相间。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欧洲现在已经是一个家庭，假使在家庭里面发生了任何的冲突，那么其中任何哪一个人都很难置身事外的。”所以德国在每一次的冲突中，都是甘为戎首，这并不是说他们要比其他的民族，更为好战。这种冲突在长久时间之内，是无法避免的，德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总是常常要面临这种难题。因为他们的资源太有限，所以只有尽可能企图速战速决，绝对避免长期的消耗战，和第三国的干涉。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足以显出俾斯麦的政略和毛奇的战略，实在是高明，而为后人所不及。

　　在1918年战败之后，共和国的陆军还是完全由旧帝国陆军中的军官们统率，因为事实上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这些军官们虽然并不赞成共和国政体中的一切改变，但是却还是准备为魏玛共和国服务。他们牺牲了许多的特权，和许多可爱的传统，其目的只是为了爱国家，希望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侵入德国。魏玛共和国却始终没有能够将这种临时的结合，变成正式的婚姻。在新政府与军官团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种互相信爱的真正感情。固然当时的国防部长盖斯勒尔博士（Dr.Gessler），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曾经努力于这个问题，可是却一点结果也没有。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就是使军官团以后对于纳粹党的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固然不错，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对于军方还是极尽优待之能事，但是他们与军官团却始终没有能够发生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没有为军官团建立一个政治上的理想目标，所以军人和新的朝代始终是貌合神离。再加上泽克特的冷静态度，更使军官团对于政治完全置身事外。当时的参谋本部（只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机构）也就是抱着这种态度。

　　当纳粹党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爱国心的驱使，使一些青年军官们，都感到很兴奋。德国在军备上的限制使得军官团一向感到寸步难移，所以一旦重整军备的消息发表之后，这些人就像是在十五年的窒息下，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所以在军事圈内，大家都一致拥护希特勒和纳粹党，从前政府与军队间的空隙，就已经被填满了。很明显的，在纳粹党执政之后，军方的领袖是很难不受到当前政局的影响，可是那时的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却反对这种新发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贝克将军的态度。

　　他在核心组织里，虽然也有一些信徒，但是对于整个陆军而言，却殊少影响。贝克和他的继承者哈尔德，是想利用中央控制的方式，来制止军事方面受到纳粹主义的影响，结果他们这种努力对于一般政策而言并无很大的作用。因为政策只是独立的前进，而根本不顾及参谋本部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是第二次了，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一样，德国人已经自己走进了一个政治上的迷途，而且无法再走出来，因此在战争尚未发生以前，就已经感到前途是毫无希望了。于是全国的军人，在参谋本部领导之下，要从这个迷途中自己寻找出路，但是把他们领到这个地位的责任，却并不该由他们自己负。

　　事后德国的人民，以及国际法庭对于德国军方领袖人物的谴责，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决定政策的人是政客而并非军人，在今天各国的情形也还是这样。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军人的一切行动，都已经受到了既存的军事和政治情况的限制。很不幸的，就是当枪声一响之后，政客们就退到安全的地方去了，而只留下了军人们，用“另外的手段”来执行“政策的延长”！此处是引用的克劳塞维茨语。——译者注

　　在军人为战争做准备计划时，国家的政策应具有决定的作用。根据过去几年国际法庭的调查，可以证明一直到1938年为止，德国参谋本部的计划完全是属于守势的性质。因为当时的德国军事和政治环境只能容许做如此的打算。虽然从1935年起，德国就开始重整武装，可是参谋本部中的专家们，却并不存有任何的幻想。他们认为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始能使德国的军队，尤其是新成立的军种——空军和装甲兵——具有足够强大的作战能力。以后完全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命令，军人们才被强迫地走上了他们所不愿意走的路线。

　　一直到1938年的秋天为止，陆军中还有一种制度，那就是，使在军级以上的参谋长，与部队指挥官共同负有做决定的责任。在这个制度之下，假使参谋长对于指挥官的意见表示不同意时，他可以直接向上级报告，以后由于希特勒的命令，这个制度才被取消了。结果不仅一般参谋长的地位都受到影响，而且最受到影响的却是参谋总长本身。这种参谋长与指挥官同时负责的制度，都是旧普鲁士陆军的传统，在共和国时代也仍然维持着，所以当第三帝国开始重整军备时，这个制度就当然沿用了下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制度常常使个性坚强的参谋长，对于指挥官居于支配的地位。希特勒是主张独裁主义的，所以他当然主张只应由一个人负其专责。于是他下令取消了参谋总长与他本人（总司令和最高统帅）联合负责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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