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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皇帝背向众人,用温和的声调同我讲话,问我有没有结婚,是否有儿女,有何爱好。还谈到我同宫廷的关系,问及公爵夫人阿玛丽亚、侯爵、侯爵夫人以及其他诸事;我很从容地回答了他。他表示满意,并且把这一席话翻译成他自己的话,只是比我所能表达的更肯定些罢了。

  这里我必须提到的是,在整个对话中,我不得不对皇帝表示同意的方式表示赞赏;因为他是很少不动声色地听人讲话的,他要么深思地点头,要么说上一句“是”乃至“对”,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同样不该忘记提一句的是,每当他讲完了话,通常总要补充一句:“歌德先生的意见怎样。”

  最后,我抓住一个机会用一个手势询问宫廷待从,我是否可以告退?他回答之后我随即告辞了。

  歌德对拿破仑的认识中既含有青年时代寻求统一德意志的英雄人物的遗留,也含有“狂飚突进”时期对自由行动着的人的价值认同,更有对其隐含在“恶”的形式中的历史意志的洞察。在拿破仑执政伊始,他曾谨慎地表示过自己的怀疑。但当拿破仑的远征获得巨大的辉煌成果,他在崇拜和仇恨中成为一个伟大的魔鬼,任由古典式的热情、天真的侵略行为和无节制的行动自由诱导他掌握世界最大权力时,歌德似乎忘掉了这场巨变的君主主义基础,也忘记了他曾亲自能加过、旨在恢复波旁王朝的出征。他从奥斯特里茨之后,就把波拿马称作自己的皇帝。如今会面之后,歌德其实完全理解拿破仑——这位创造历史的伟人对自己的功利性要求,那是在谈话中第三次提出悲剧问题:悲剧对于群主们和各民族,应当是一种教育。这才是作家才能所能达到的最伟大的目的。您应该写《凯撒之死》,把他塑造成一个最可尊敬的形象,比起伏尔泰创造的形象来,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这部作品应该成为您一生中的主要作品。您应该向全世界表明,凯撒是能够造福于人类的,如果给他时间来施展雄才大略的话。去巴黎吧!我请求您!

  但歌德既不能去巴黎,也无法作为其赫赫武功的点缀,他肯定的是拿破仑的理想价值,而不是对自己民族的征服。因此当世界的统冶者给他设想一条新的生活之路时,他却宁愿坐在自己年轻的、一头淡黄色卷发的女友身边。

  并非爱拿破仑创造世界历史总有文人记录者相随的启发,歌德也感到自己成为一个历史人物,需要对自己的生平进行一番考察和反省。1809年10月15日的日记中记有他的自传的大纲,他试图通过不记载偶然事件而侧重于思想发展,写出个人同社会、时代的关系,把自我评价视为对他的人格的历史考察,“把人与其时代关系说明,指出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掖助他又到什么地步,他怎样从其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作为艺术家、诗人或著作家又怎样再把他们反映出来”(《诗与真·自序》)。

  1814至1815年歌德写出《诗与真》的前3部,第4部则直到1831年才完成。它记叙了他从童年、莱比锡、施特拉斯堡直到魏玛之前的广阔生活,其实也可视为18世纪中叶的德国社会生活史。他以后的经历分别在《意大利游记》、《出征法国记》(附《围攻美因兹》)、《1797年赴瑞士旅行》、《1814年与1815年在莱茵河、美因河内卡河畔》等著作中得到记录和表现。

  1831年12月1日,歌德曾致函老朋友威廉洪堡:我甘愿承认,由于我的高龄,一切事物对我来说将愈益成为历史的,无论在过去发生于遥远国土上的事情,还是就在我近旁当前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一回事,而且在我看来,连我自己也俞益成为历史的了。

  确实如此。每一个人,不止是歌德,甚至创造历史的英雄如拿破仑,不都表现了作为历史的产品的一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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