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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小说认为“婚姻是一切文化的开端和顶点”,因此描写婚姻是旨在“象征性地描述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它其实是一部进行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小说。

  小说内容大致:爱德华和夏绿蒂在青年时代就相爱,后来受资产阶级社会财势力量的支配,各自与一位年长而富有的对象结婚。直到年长的一方双双死去,他们才缺月重圆,过着幸福而平静的生活。不过当爱德华和夏绿蒂分别把朋友上尉和侄女奥蒂莉接来同住时,他们由友善维系的关系便出现了裂缝:爱德华爱上了奥蒂莉,夏绿蒂也被上尉吸引。夏绿蒂的深思熟虑和现实感使她有力量压制自己的愿望,她坚持自己作妻子的义务,反对离婚;上尉也能以理智约束感情,他战胜内心的爱情,毅然离开朋友的家。但爱德华和奥蒂莉却沉溺于爱河中能自拔,破坏了婚姻的神圣。

  爱德华投身到战争中去,以英勇善战著称,回家时怀着强烈的愿望要求解除婚约。奥蒂莉是个天真无邪的纯情少女,一天不小心无意将夏绿蒂和爱德华的孩子淹死,使得企图借孩子挽救婚姻的夏绿蒂心灰意懒,同意离婚。而奥蒂莉感到负罪拒绝作爱德华的妻子,不久绝食而死,爱德华随后也因悲伤过分而亡。而相对理智的一对也只是在不幸中生活着。

  在这部描写个人关系而实际上超越个人关系的小说中,化学上的亲和力成为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

  一类的超自然力量的象征,但在具体的思想、观念、结构上,又开启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无声。它与《维特》、《威廉·迈斯特》不同,它们仍属18世纪的小说,《亲和力》的精神则已进入19世纪。

  表面上看,小说中的人物个个道貌岸然,高尚纯洁,实际上,从夏绿蒂之口,我们知道爱德华听从父命,为了财产进行爱情“投资”以博取富婆的慷慨赠与;从男爵公主之口,我们得知夏绿蒂在认识爱德华的同时,还从多方面选择对象,后来也仅仅出于尊敬而与一位长者结合;上尉一位依附财势、城府很沉的男子,只有天真、善良、美丽的奥蒂莉是个例外。问题不在他们自己作何种选择,而在于生活中婚姻与爱情相分离,这才是资产阶级社会婚姻制度危机的本质。

  1808年10月2日,在歌德写完《亲和力》初稿后不久,有了观察新时代的英雄人物的机会。时随境迁,歌德曾汇合雄心勃勃的战友发起一场从精神上解放祖国的运动,甚至在与席勒联手之时,也难以搞成一个民族文化的中心。这些促使他考虑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他晚年形成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两重性的观点,经常成为他观察和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辩证的望远镜。如今处在权力顶峰的拿破仑从埃尔富特给他发来请帖,两个不同领域的英雄将如何会面呢?歌德简炼地作了记载:我入内。

  皇帝正坐在大圆桌旁进早餐;在皇帝右侧,离圆桌不远的地方站着塔列兰;皇帝的左侧,离圆桌很近的是达鲁,皇帝正同他谈赔款事宜。

  皇帝示意我走近。

  他他细地打量了我一番,说:“您是个真正的人。”

  我鞠了一躬。

  他问到:“您多大年纪了?”

  “60了。”

  “您保养得好——您写过悲剧。”

  我作了最必要的回答。

  达鲁为了向肯定被他弄得苦不堪言的德国人表示几分好感,在这里搭了腔,他提到了德国文学以及他对拉丁文学又如何精通,甚至还出版过贺拉斯的作品。

  他谈起我,就好像我在柏林的保护人谈到我似的,从他的话里我至少了解到他们的思想方式和看法。

  他接着补充说,我也翻译过法文的东西,即伏尔泰的《穆罕默德》。

  皇帝搭话说:“这不是本好书,”而且絮叨了半天,说什么世界的征服者关于自己竟作了这样一种不讨人喜欢的描述,这都是不妙的。

  随后,他把话题转向《维特》,他大概仔细地研究过《维特》。在谈了各种十分正确的意见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地方,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样做不自然,”对此,他又作了详尽的而又十分正确的阐述。

  我高兴地听他讲话,并满意地微笑着回答说,我虽然不知道是否有人对我进行过同样的谴责,但我认为他说得完全对,并且承认,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不真实的东西。然而,我要补充的是,诗人也许应该得到宽恕,如果他为了发挥某种通过简单自然的途径似乎不可能获得的影响而利用了不易看出的艺术手法的话。

  皇帝对此似乎是满意的,他又回到了戏剧的话题,并且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有如一个人像刑事审判官那样全神贯注地观看一出悲剧,同时深深感到法国的戏剧既不自然,又不真实。

  接着,皇帝也谈到了他所反对的命运剧。这种命运本应属于比较黑暗的时代,他说:“如今,人们的命运又怎样呢?政治就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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