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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第六章 魏玛“练政”

  1775年11月7日早晨,歌德首次来到魏玛城。这时的魏玛公国是德国许多封建小邦之一,人口不过10万,首都居民仅6000人,赫尔德称之为“介于村庄和宫城之间的地方”。这1年是魏玛公爵亲政的第1年,1758年他的父亲爱伦斯特君士坦丁公爵去世后,曾由母亲安娜·阿玛利亚摄政17年,气象已然不凡。他初掌国政,雄心勃勃地准备干出一番事业,尤其对于文学艺术极力奖掖,小小的魏玛后来竟成为德国文化的中心。初来乍到的歌德自然对此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他与青年公爵情投意合,因此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影响他,通过他实现自己的社会改革计划,使自己的才能变为社会现实。这也曾是维特们的理想。1775年11月,歌德给朋友写信,表达了初到魏玛的喜悦之情:

  我的生活锋如雪橇向前飞快地滑行,悠然起伏,铃声悦耳。天知道为什么我还注定要经受这种磨炼。

  它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活力,而万事也将称心如意。

  (《致约翰娜·法尔默》)

  1776年1月22日,他又给这个朋友去信:

  如今我已完全陷入所有宫廷和政治纠纷之中,几乎不能自拔。我的处境够有利的了,魏玛和埃森纳赫公国一直是一个舞台,人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人是怎样一跃而成为世界大人物的。但是,我并不急于求成,自由与满足将成为新制度的主要条件,尽管我比以往更能就地洞察当今君主统治的污秽不堪的一面。

  (《致约翰娜·法尔默》)

  歌德的这些话反映了他与环境的关系。一方面,他为君主所信任,获得了建功立业,改造社会的机会,能够参与专制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与宫庭又存在种种矛盾,需要时时抛弃个人自由而作出妥协,这样又可能使他根本就无所作为。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种理想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这也是所谓歌德的“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人格矛盾的现实心理基础。这种矛盾使得他既最迫切需要战友,又最容易引起战友的误解。幸好公爵对歌德的信任是强有力的,送给他郊外别墅;给他父母写信;不顾教会僧侣的反对,邀请赫尔德担任魏玛教区的主教。不久朋友伦茨和克林格尔也到了魏玛。

  歌德很快以温文尔雅的举止和天才的魅力驱除了宫廷的敌意。在公爵母亲安娜·阿玛利亚眼里,歌德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她在富蒂尔特有一个文艺沙龙,其领袖人物正是歌德在《神、英雄、维兰特》中批评过的维兰特,当时歌德不满维兰特贬低莎士比亚和古腊艺术,故作了讽刺诗予以讥嘲,也曾使之不快。但歌德“只为公仇,不涉私怨”的态度最终得到了他的谅解。如今相互见面,维兰特对歌德称赞备至,甚至在自己主办的《水星》杂志上发表《献给歌德的颂歌》。

  凭着维兰特的热情介绍和歌德的巧妙周旋,公爵家庭周围的人很快接纳了他。1776年6月,他以公爵私人顾问的身份作为枢密院参事正式参预国政。但在别人眼里,他不是随公爵出游,就是出席宫廷舞会,似乎跟一个弄臣差不多。

  歌德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刚来这儿没几天,不是就有人对他恶语中伤吗?但现在似乎远方的战友也对他疑虑重重,认为他——“狂飚突进”的旗的陷入了封建主义营垒。1776年6月12日克林格尔不得不写信给朋友替歌德解释:“过去和现在,我在这儿每天都发现,关于歌德的事确实是没什么可议论的,事实上,他忙于政务,并利用这个国家做事情——人们应该怎样来称呼他呢?在此,我想一并告知你,一切同我们所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特别是那些传闻纯属子虚,你切不可轻信,姑妄听之而已。歌德深受人们的爱戴,是国家的救主,而公爵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我们从瑞士和其他地方听来的所有消息没有一句实话”(《克林格尔致E·施来尔马赫》)事实上,歌德“治国安邦”(致默尔克信语)的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提他千方百计推荐战友出任要职,他自己介入国事的程度也日渐加深。

  1776年6月,歌德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779年,任军备和筑路大巨;1780年,任枢密顾问;1782年任会计长官,并被提升为贵族。在这段时间里,歌德俨然一名勤勉而干练的行政大员。

  他整顿奄奄一息的伊尔梅瑙矿山,使之恢复生产;管理交通,修筑道路,取得不凡成绩;任军备大臣时,肩负招募和装备新兵的重任。他还负责监督纺织品的生产,调查国内地质矿藏情况,组织木材贸易,改进消防制度。到他任会计长官,事实上已成为掌管整个宫廷财政和国家预算的财政大臣。歌德的足迹遍及整个国土,亲眼看到自己的思想化为现实,并通过这些繁忙的活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活动风格:由解决具体问题而至于社会制度完美性的思考,而至于决定完美制度的思想观念问题。这倦,他从对于这弹丸之国的繁重职责通向了国家管理这门艺术的桥梁。他学会了这门艺术。

  歌德永远学不会的是,不以诗的观点而应以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政治。比如歌德发现,他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用于改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但更进一步的计划像皇室领地的分封、减免农民赋税等则成了不折不扣的乌托邦,而且越是推进阻力也越大。他渐渐怀疑对国家机构变革的可能性,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既不愿意无希望地为公国的统治者服务,也无力与其他人(尤其农民和平民)结成联盟推进改革。他常常深居简出,性格越来越孤僻和谨慎,越来越倾向于怀疑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内心生活。

  其中一个症象是,歌德有意无意地在疏远自己的朋友们。狂飚突进运动的主将之一克洛普施托克就歌德与公爵的关系上的不当写信来开导,歌德不客气地回信反唇相讥,二人的关系从此破裂;和莱斯特纳一家的通信往来中止了;和施托尔堡伯爵夫人奥古斯特精神上的联系也告中断;伦茨和克林格尔,这两位少年时代的朋友,跟随歌德一起来魏玛,因为没有屈己事人的准备,后来又离他而去——前者后来因精神病终其一生,后者后来成为沙俄陆军中将和沙皇的朋友;对于歌德,连雅可比、拉特瓦尔、甚至默尔克都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想法。歌德常把自己的隐秘思想写给默尔克,但又禁止他写魏玛宫廷的一切。只有和赫尔德夫妇的关系有所发展,甚至成了这位好斗的师友的宫廷保护者。在魏玛的20年中,歌德与顾涅虽尔的友谊日渐加深,与维兰特则处在一种君子之交的平淡和尊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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