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9)_虚阁网

九

　　剧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青年们仿佛从中看到一面狂飚突进的大旗，指引着他们走向自由和风暴；老年人则反对其中对于暴力统治的歌颂；批评家们发表针锋相对的批评文章进行讨论；默尔克则另有奇谋，赞赏之余，力劝歌德自费出版以获得厚利，结果因有盗版书出差点把本钱赔光。

　　歌德又恢复了往日漫游的习惯，年青战友的夸奖使他既满足又空虚。他出入于社交界、骑马、击剑、滑冰，偶尔也略带负疚地想起弗里德里克。在城外野餐有时会碰见赫尔德的未婚妻，令他分外感念这位精神上的导师和诤友。如今他心中又在酝酿一个大的写作计划，在这种“歌德式”创造力的狂飚突进中，诗神缪斯和哈丽们——希腊神话中象征快乐优雅和美丽的三女神——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结合呢？

　　1772年5月25日，在歌德加入当地律师协会的申请批准后不久，又获准进入韦茨拉尔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深造。韦茨拉尔像法兰克福一样是帝国的直辖市，但景象却比它破败得多。不过城墙后面的一家饭店倒是个好去处，德国诸侯的外交使节常在这里聚会。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每天围绕一个所谓“骑士之桌”用餐，歌德觉得自己过起了第3次大学生活。

　　在这里，他遇到一个莱比锡时期的熟人，如今的不伦瑞克公使秘书、哲学家卡尔耶路撒冷，但不久他就由于爱上自己朋友的妻子而失恋自杀。歌德还经他介绍结识了不来梅他的一个同事约翰·克里斯蒂安·莱斯特纳，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他的未婚妻——聪慧而贤淑的绿蒂·布弗，并很快为她轻盈秀丽的体貌和纯良健全的性格所迷惑。他毫不掩饰地追求她，但她却理智地婉拒了这不符合她的习惯和教养的爱。

　　当最后与她分手并被允许吻她时，歌德深深感到了对生活的厌恶。

　　这段经历和体验被歌德写成一部书信体小说——狂飚突进运动最大的成果之一《少年维特之烦恼》。

　　与《葛兹》的借古喻今不同，《维特》直接描写了当代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体现了狂飚突进运动的理想，呼出了一代青年反封建的心声。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少年维特由于对社会失望而逃避到大自然和农村中去，纯朴的农民和天真的儿童使他感到一种新的希望。他爱上了一个叫绿蒂的姑娘，认为她体现了作为一个人的纯真本性，但绿蒂无法与他结合，国为她早已和别人订婚，这引起他巨大的痛苦。分手之后，他又把幸福寄托在当外交使团的官员上，但是，他憎恶封建的官场生活，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一场个人的灾祸使他落荒而去。他又回到绿蒂那里，这时绿蒂已决定嫁给别人，她不敢也不可能追随他那坚决而大胆的叛逆行为。维特感到自己对于人世的热情与鄙陋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其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处处遭受打击和失败之后，他决定用结束生命来献身于自己的理想和保持内心的完整。死后的书桌摊着莱辛的《爱密丽亚·迦绿蒂》，这正是一部描绘父亲杀死女儿而为“受害的道德报仇”的市民悲剧。

　　这部小说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到18世纪末，它已被翻译成俄、英、法、意等10多种语言出版，青年时代的拿破仑曾多次阅读这部小说。中文版由郭沫若翻译，1992年出版后，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小说通过维特对于绿蒂的不幸爱情和维特的社会经历，深刻地反映了德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腐朽和道德的虚伪；通过对维特突破一切束缚的叛逆的生活情感的描绘，表明了当时德国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渴望从封建桎梏中挣脱出来的要求。它在世界范围内的青年中所引起的广泛共鸣，可能都基于相似的社会条件和所面临的相似的问题。

　　这部小说处处表现出狂飚突进运动的精神。郭沫若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把维特一歌德的思想概括为主情主义、泛神思想、对自然的赞美、对原始生活的景仰、对小儿的崇拜，其实指的是同一个内容。小说对于大自然的描绘、对于纯朴的农民和天真的儿童的赞美、对个人才智的颂扬、与周围环境发生的矛盾、以及感情充沛而略带感伤的调子，都反映着时代的风尚和卢梭的影响。

　　这些都是后话。对于歌德来说，小说的完成和出版不啻一次对于精神和情感危机、经济危机的自救行动，把实际生活转化为作品令他心情愉快，以稿费还清自费出版《葛兹》的债务也令他满意。但公众的反应毕竟有出人意料之处，热衷于索隐者有之，作道学的诅咒者有之，对维特的厌世观发生共鸣弃世者有之。

　　文坛某位知名作家甚至写出《少年维特之喜悦》改悲剧结局为大团圆，成为歌德与朋友们的笑柄。歌德其实最关注朋友们的意见，因为从精神上说，他们都是维特的朋友，维特式的生活方式和苦闷，大量留存于他们的文稿、信札、日记之中，一方面是想冲破一切障碍和束缚的英雄气概（如歌德《普罗米修斯颂歌》所表现的），一方面是循规蹈矩的市民道德，他们深深感到自己的牺牲，他们——维特们——当代的“钉在十字架上的普罗米修斯”（伦茨语）确实被钉上德国苦难的十字架。自由的生活何在？斯宾诺莎关于人格自由的自我实现的普通生存原则不正是他们的信念？

　　最高尚的人所渴望的难道注定是镜中花水中月？在这一时期，歌德对来自敌对阵营的批评进行了回击，写下了诸如《布雷依长老》《破落村庄的年市节》《小丑的婚礼》等笑剧和讽刺作品，否定了旧的道德理想。

　　而悲剧《克拉维果》则反映了歌德内心两种倾向的斗争，间接透露了他爱情生活中的纠纷和痛苦。

　　歌德早就离开韦茨拉尔回到故乡，他是一个律师，更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儿子的出人头地使父亲的殷切期望有了依托，虽然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毕竟大愿未了，他认真地为儿子准备案件卷宗。这几年里，歌德接办了28案件，多是替商人辩护。妹妹已经嫁给了朋友施洛塞尔，他以绘画来驱除内心的孤寂。1774年7月，他与虔信派朋友、人相学家拉特瓦尔及巴泽多从埃姆斯河前往半河和莱茵河游览。年底去了达母斯塔得，结识了一个年轻的贵妇人、“神林社”成员、施托尔堡伯爵的妹妹奥古斯特，从此建立了牢固的通信联系，把她当知己，一切都不对她隐瞒。歌德既然以干出不凡业绩自期，内心遭受的磨又使他往往在女人身上追求一种情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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